1972年6月，来自世界各地的与会者齐聚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参加首届聚焦环境问题的全球会议——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
此次大会深受当时地缘政治的影响，而它本身也在随后几十年里给环境地缘政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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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改编自两位作者在《安全的人类世：斯德哥尔摩会议50年后集体生存的反思》中的长篇章节。
当时，美苏两国在一系列政治争议问题上的冲突导致东西方裂痕不断扩大，因此瑞典及其他支持此次会议的国家希望凭借筹备工作，在严重分裂的联合国内部架起桥梁。瑞典在冷战中持中立态度，认为环境污染相关的跨界问题是潜在的合作领域，并且相信环境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会议主题，有助于提高联合国在全球事务中的重要性。
然而，尽管苏联和美国在联合国大会讨论期间都支持该提案，但人类环境会议秘书处在筹备会议的过程中经常不得不在东西阵营之间寻求微妙的平衡。最终，围绕东德西德——当时都不是联合国成员——的参与问题出现的分歧给斯德哥尔摩会议蒙上了阴影，遭到苏联和大多数东欧集团成员国的抵制。
更重要的是，就长期影响而言，会谈还加剧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歧。此次会议是联合国和其他多边论坛内南北关系发生重大转变的一部分。在1968年的联合国大会辩论中，许多发展中国家对召开人类环境会议的计划表示担忧，认为会议将被富裕工业化国家的利益主导——这样的观点现在也很常见。
发展中国家认为，世界环境问题绝大部分由工业化国家造成的，解决这些问题的相关成本也应由这些国家承担。他们认为不应该以环境问题作为借口，限制已经处于全球经济体系边缘的国家的发展；相反他们表示，联合国应专注解决全球南方国家的贫困问题。
发展中国家对召开人类环境会议的计划表示担忧，认为会议将被富裕工业化国家的利益主导
1968年联合国大会决议呼吁召开全球环境会议，特别强调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对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1970年6月会议筹备期间，印度和尼日利亚尽管欢迎在环境问题上展开合作，但强调不应阻碍本国的经济发展。
巴西进一步提出，应接受发展中国家寻求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一定程度的环境退化。
作为全球发展中国家中具有政治抱负的领头羊，巴西在1970年11月的联合国大会辩论中采取了一种颇具对抗性的方式，该国代表特别强调西方工业化国家有责任带头解决国内外环境问题。巴西还坚持认为，工业化国家不应以环境的名义采取贸易限制措施，例如导致商品价格上涨的环境要求。在讨论是否需要向其他国家通报环境灾害时，巴西不愿意接受任何侵犯国家主权的提议。该国代表认为联合国在环境、海洋、太空等新问题上花费了过多的精力，转移了其对维护和平、支持经济发展这两项核心任务的注意力。
随着筹备工作的展开，巴西继续表现出担任全球发展中国家领头羊的愿望。这一点在斯德哥尔摩宣言草案的谈判中就有体现。当时巴西成功提议在美国提出的文本（以较早的瑞典提案为基础）中添加了两条毛主席语录。因此斯德哥尔摩宣言的第二段包含了《毛主席语录》中的一句话：“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另外，在第五段中还加入了毛泽东1936年创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一句话：“我们需要的是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
斯德哥尔摩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首次派代表参加的全球会议。中国代表在会上发表了具有鲜明时代烙印的演讲，谴责资本主义，猛烈抨击美国。然而，中国并不是唯一批评美国的国家：时任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尔梅（Olof Palme）也发表了一篇颇具政治色彩的演讲，深刻谴责越南战争，导致大会期间瑞典和美国官员关系紧张。
斯德哥尔摩会议前，包括伊朗、印度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试图寻找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环境和发展问题上的共同点。时任印度总理甘地在会上发表了极具影响力的演讲，明确区分了富裕国家的污染和贫穷国家的污染。这也与当下各方围绕（工业化国家经常强调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和（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发达国家高消费对全球环境退化的相对贡献的争执一脉相承。
斯德哥尔摩之后
会议结束后仅一年，世界银行经济学家蒂姆·坎贝尔（Tim Campbell）写道：“相对于其在全球环境或科学领域的贡献，斯德哥尔摩会议更值得人们记住的是它对政治团结的催化作用。”半个世纪后，我们同意坎贝尔的这个早期判断，大会的筹备和召开有助于促进东西方在越界污染问题上的合作，推动发展中国家就环境和发展问题制定共同的政治议程。
但同样明显的是，斯德哥尔摩会议一结束，国家主权、领土争端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诸多标志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发生变化。
会议结束后，国际环境问题成了美苏两国继续拓展政治合作、缓和关系的抓手。例如，此类合作为1979年在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主持下通过《远程越界空气污染公约》（Convention on Long-Range Transboundary Air Pollution）铺平了道路。该公约是解决酸雨以及东西欧之间其他越界污染问题的重要文件。
发展中国家对于自身处于全球经济边缘的担忧，为这些国家加强在联合国系统内的合作奠定了基础。尽管一些主要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相当大的政治紧张和冲突，但斯德哥尔摩会议仍成为通过七十七国集团和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大会加强南南合作的一场重要会议。
斯德哥尔摩会议以来，南北之间在环境和发展问题上一直存在很大分歧。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2002年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以及2012年在里约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会议都证明了这一点。
包括气候变化在内很多不同领域的环境条约在制定过程中也能看到这种分歧。斯德哥尔摩会议的座右铭“只有一个地球”（Only One Earth）包含了所有人都是地球飞船（Spaceship Earth）上乘客的理念。但是基于国家的权利义务划分和主权原则依旧强大。会议筹备期间，许多国家坚持认为对大气中二氧化碳和其他污染物含量，以及海洋中有毒物质进行监测和数据收集的系统不应对国家主权构成损害。
斯德哥尔摩会议召开50周年，标志着全球环境与发展合作已经走过半个世纪。通过这次会议，错综复杂的环境和发展问题被提上了全球政治议程，相关领域的国际法和国际讨论也因此取得了重要进展。
然而，会上浮现出来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很多政治分歧一直阻碍着随后的全球环境合作。此外，全球各地较富裕和较贫穷的国家都非常重视与国内自然资源使用以及经济和环境决策相关的领土主权，再加上各国之间包括自然资源获取在内的政治和经济竞争，都在不断塑造着21世纪的地缘政治。
翻译：Y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