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

马军: 互联网为监测全球污染转移提供了可能

马军利用互联网在中国做到了实时公开污染源,这种让污染无处可遁的思维和“互联网+环保”模式,为监测全球污染转移提供了可能。在发布新的公开污染源App之际,马军接受了中外对话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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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拥有一部手机,下载一个“蔚蓝地图”App,就可查看中国380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河流水质、污染源等信息,监控中国9000多家企业的排污情况。

在公众获取数据不很便利的中国,马军利用互联网技术绘制的污染地图,让公众动动手指,就能一目了然地发现污染,并推动污染企业和政府做出改变。

他的“互联网+环保”模式不仅开创了中国公众参与环保的新局面,也为世界各国监测污染提供了样本,追踪和监测全球污染转移、绘制一幅世界污染地图不再遥不可及。
4月28日,马军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推出“蔚蓝地图”App 最新的2.0版本。

“APP”为何诞生在中国?

中外对话: 您刚刚获得“斯科尔社会企业家奖”,这个奖给您的颁奖词是:“在过去的中国,公众没有一个跟踪和举报工业污染的途径,马军填补了这个空白”。利用互联网,尤其是手机App来实时监控污染数据,在国际上是首创吗? 为什么会发生在中国?

马军:在斯科尔奖颁奖典礼上,来自全球数以百计的社会企业家看到我们的“蔚蓝地图”时很惊讶。污染源的实时公开,在西方国家还没有,中国是第一个做到的。

通过信息公开来改善和推动环境治理的做法,是从80年代末西方开始的,如美国和欧盟。现在的中国,对于信息公开的需求比这些国家还大,因为他们可以靠司法体系来推动环境治理,但在中国环境诉讼还很困难,所以治理污染更需要公众的参与,需要更多信息的公开。

污染源实时公开的APP产品首先诞生在中国,有几个原因:

其一,中国污染形势严峻,民众有更迫切的知情权需求、污染治理需求;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手段;中国环保NGO的活跃 ,推动了污染数据的信息公开进程。

中外对话:污染地图改名为“蔚蓝地图”,背后的用意是什么?2.0版本有什么新特点,未来还会添加哪些功能?

马军:
在2006年推出污染地图的时候,我们希望污染地图能够让大家看到污染造成的后果,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看到了污染,我们希望进入到下一个层级:不仅看到污染,还要去解决污染。现在没有比“蔚蓝的天空”更能召唤更多的人来参与环保了,因为很多城市已经失去了它。“发现污染,找回蔚蓝”,这是我们对新名称的期待。

2.0版本在1.0版本的空气地图基础上,又增加了水地图,可查询的实时空气质量也由190个城市增加到380个,污染源数据由4000个企业扩展到 9000个。生活服务功能也显著增强,除天气预报外,还有是否需要佩戴口罩、是否适合开窗、户外运动等生活建议。我们未来还会推动土壤监测数据公开,做成可视化的土壤地图。

“App”可否为监测全球污染提供借鉴?

中外对话: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中国所面临的污染问题,App模式能否为这些国家所用?另外,全球环境治理也面临着污染转移的风险,能不能为监测全球污染提供借鉴?

马军:
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企业家对这一产品很惊讶,也很好奇,一些人问,是否可以在他们国家开展这方面工作。一些发达国家的人也认为,他们也应该采用这种方法。有一些人很直接地说,希望我细致地告诉他们,怎样在他们国家做这项工作,因为一些国家正面临着同样的挑战,比如印度的空气污染也很严重。

也有很多人担心,中国加强管理之后,这些污染企业会不会转移到他们那去,造成新的一轮污染转移。我认为,通过这样的信息手段,能够建立起全球化的环境监督网络和监测系统,无论这些企业走到哪转移到哪,都能置于社会的监督之下,这样将全球化生产和采购置于监督之下,防止这些企业肆意降低环境标准。

中外对话:您有没有意向和他们合作?

马军:
我们愿意把经验分享给他们。当然,各国都有不同的国情。在中国,数据公开比较有限,但政府部门做了很多监测,官方有一个比较好的数据基础,我们推动政府把这些数据公开出来。

但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府监测能力很弱,当他们没有来自官方的一套监测数据的时候,他们该怎么去开展,就需要有一套适应本国国情的模式,是不是可以利用新的监测仪器,更多地采用民间的监测,再通过网络关联起来形成一个社会监测网络。当然还包括怎么推动企业做更多的监测和披露。

做这样的工作,一方面需要数据基础,另一方面,收集这些数据要耗费很大的时间和人力成本。我们已经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收集、累积数据,这项工作是非常枯燥的。

IPE的生存智慧是什么?

中外对话:在中国来说,污染企业往往受到当地政府的保护,IPE的生存智慧是什么?

马军:
智慧不敢说,但我们有几个方面特别注意。

一、坚持我们的目标和使命,既然我们是一个环保机构,就要坚持以环保为使命,不被一些问题分散注意力。

二、在坚守原则的同时,注意所处的国情,去增进和各个利益方的信任,跨越信任的鸿沟。

三、加强专业性和科学性。我们是一个基于科学的、基于数据的环保机构,2006年我们做出一个决定,数据的源头采用政府的监测数据,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数据在中国还具有敏感性,中国社会对于NGO还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当我们的工作引发一些压力的时候,有不良信息记录的企业跑来找我们的时候,源于政府的数据最终给了我们支撑。

四、不去一味追求轰动效应,完善机制,多沟通不让各方感到意外,让企业有动力去改进,朝正向去推动,因为我们的敌人不是企业,而是污染。  

中外对话:近10年执着于收集污染数据推动信息公开这项工作,说您具有“阿甘精神”,介意吗?

马军:
我倒不介意,有一点确实相同,我自己很愿意去跑步,我在清华附中上学的时候,那边实行马约翰(John Ma)教学法,到了下午的时候,要求教室也锁门、宿舍也锁门,大家都得出去跑步,所以这么多年我就养成了一个跑步的习惯,虽然现在跑步的时间也有限、精力也有限,但每天还是坚持,要去跑一下。我们的工作也类似于跑步,不是一个冲刺就能完成,而是需要长期的坚持和努力才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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