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梅格·洛曼（Meg Lowman）离开家乡纽约，到澳大利亚悉尼攻读植物学博士学位。当时她还是一个面带朝气的22岁年轻人。那是她第一次踏足热带雨林，万事开头难。但其中有一件事给她留下了格外深刻的印象。
“我意识到大多数人研究的只是森林地表和树干，却忽略了森林其余95%的部分，”洛曼表示。在她看来，这样的研究方式狭隘得惊人。“这就好像大夫一直盯着你的大脚趾看，却忘记了你上半身还有很多重要的部分一样。”
对于洛曼来说，这一发现是她职业生涯的转折点，她决定专注于研究树顶生命之谜。四十多年过去了，她所获得的一系列称号足以说明一切：“林冠研究之母”、“屋顶上的爱因斯坦”、“现实中的老雷斯”（译者注：老雷斯（Lorax） ——美国作家Theodor Seuss Geisel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老雷斯的故事》中的主角，是森林守护者）等等。
只有极少数人敢冒险去到过她所去过的地方，见识过她所说的“第八大洲”的美。现在，洛曼正在努力改变这一现状。她创立了“绿色使命”（Mission Green），探索建立一个遍布全球的树顶步道网络。而她的目标？便是让普通人能够更加便捷地接近和认识林冠。
对此她解释说，人们更容易去保护那些他们亲眼可见的东西。“整件事最根本的目的便是我们希望拯救森林。”
众生家园
林冠（canopy）指的是森林的最上层。在温带地区，树顶平均高度在30米到60米之间；而热带地区树顶的高度则基本是温带的两倍。美国太平洋海岸和澳大利亚南岸拥有世界上最高的树——分别是红杉和花楸，最高可以高达100米。
无论在何地，树冠都发挥着很多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随着气候变化不断加剧，人们对于有着“地球之肺”之称的热带雨林只会越来越关注。
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史密森尼环境研究中心（Smithsonian Environmental Research Center）的森林生态学家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表示，我们可以从林冠的结构上看出森林的健康程度。“它能很好地预测森林生物量的多寡。”
帕克使用激光传感雷达从鸟瞰视角标记林冠的结构。“森林年代越久，林冠层就越‘凹凸不平’——坑洞更多，内部纵向布局也更加细密，”他说。“这些特征往往使其承载的物种种类更加多样化，不仅是树木，其他各种依赖树木的生物种类也更多样。”
森林上层生活着数量惊人的物种。“我们现在认为，陆生的植物、昆虫和动物中有一半生活在树顶，”洛曼表示。
“我见过鬣蜥、各种各样的猴子还有金刚鹦鹉等平时你在地面上看不到的有趣生物，”曾在世界各地雨林中工作过的帕克表示。
哥斯达黎加非营利组织“保护奥萨”（Osa Conservation）负责人、生物学家安德鲁·威特沃斯（Andrew Whitworth）对于他在当地树顶上见过的野生动物如数家珍：蜘蛛猴、侏食蚁兽、加氏犬浣熊，甚至还有名为长尾虎猫的小型猫科动物。“林冠起到保护伞的作用——它们为众多其他物种提供栖息地和食物来源，”他说。
受其保护的也包括植物。“有兰花、积水凤梨，还有蓝莓树丛，甚至还有树中树。有一次我发现一棵红杉树顶端枝干间的一块儿土壤里长出了一株10米高的铁杉树，” 宾夕法尼亚州富兰克林与马歇尔学院（Franklin and Marshall College）副教授西比尔·戈奇（Sybil Gotsch）在谈到她研究过的林冠时说道。
保护林冠就意味着保护最大的树木。安德鲁·威特沃斯，非营利组织“保护奥萨”负责人、生物学家
“林冠支撑着森林整体多样性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位于马来西亚婆罗洲的东南亚热带雨林研究合作项目（South East Asia Rainforest Research Partnership，简称SEARRP）负责人格伦·雷诺兹（Glen Reynolds）表示。
那是因为林冠是“大气与生物圈之间相互作用的界面，”他说，光合作用、气体交换以及其他重要的化学过程都是在这里发生。林冠还是大多数果实和花朵生长的地方，因此授粉也是在那里进行的。“几乎所有重要的事情都发生在那里。”
巨大的未知数
不过，据估算大约只有十分之一的林冠得到研究。如何抵达林冠是主要的限制性因素。多年来，研究人员不得不用弹弩和弹弓将绳子发射到林冠的目标枝干上，然后再用吊绳将自己拉上去。洛曼本人发明了一些攀爬的方法，其中很多是受洞穴探险和援救技术的启发。
但是正在攻读林冠生态学博士学位的香港大学研究员巴尔托什·马切尔（Bartosz Majcher）认为，攀爬“费时、费力且危险”。
好在过去二十年中，吊臂和林冠塔的出现，以及无人机、激光雷达和遥感器等现代技术的应用都降低了考察林冠的难度。但这些技术也并非完美无缺，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成本过高。此外，吊臂只能覆盖一小片地区，而监测技术并非总能提供足够精细的数据。因此在很多地方，吊索仍然是研究人员的首选工具。
尽管如此，树顶科学研究的进展仍慢得令人沮丧。“林冠被称为生物界最后的前沿，”马切尔说。“那里生活着数百万个物种，而我们只见过其中很少的一部分。”
“可以肯定的是，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找到它们，就失去它们了，”洛曼补充说。
而这正是她最新发起的保护项目的意义所在。2020年11月诞生的“绿色使命”（Mission Green）计划在包括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印度、不丹、秘鲁和北美在内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的森林中建设10条林冠步道。目前已经有两条步道在加州和马来西亚槟城建成并投入使用。
“已经有很多很多森林消失，并且还会有更多森林消失，”洛曼解释说。“因此我们必须更有策略，保护那些未来可以作为‘基因库’、供我们的子孙后代研究的地方。”
“如果我们可以首先在最具生物多样性的地方挽救更多物种，这可以算是一条物种保护的捷径，”她说。
抵御全球变暖的先头部队
保护林冠不止具有生物多样性方面的重要意义，对于应对全球变暖也同样重要。
戈奇说，对于居住在林下叶层的物种而言，林冠扮演着“大气与陆地之间看门人”的角色，充当着“阻隔环境冲击的缓冲垫”。林冠的结构和生理机能可以调节森林的微气候，能通过阻截降水、减缓风速、影响蒸发和蒸腾速度等方式让森林内温度低于周边环境。
“这种缓冲作用巨大，”比利时根特大学（Ghent University）森林生态学家彼得·德·弗兰恩（Pieter de Frenne）表示。他对分布在五个大洲的70个森林点位进行综合分析后发现，森林中的日间气温比森林外平均低4摄氏度，且气温越高，温差越大，有时这一温差甚至可高达15摄氏度。
“这意味着，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林冠这种调节气温、提供保护性遮蔽的作用变得更为重要，”他说。
此外，森林的上层可以帮助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据估算，如果能维持现有的林冠碳吸收水平并避免毁林造成的排放，可以有助于实现将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所需碳减排量的一半。这是因为，保护林冠就意味着保护最大的树木。与“很多纤弱的小树”相比，大树的碳汇作用要大得多， “从碳储存的角度来看，它们极其重要，” 威特沃斯说道。
步道之链
正是因为以上这些原因，洛曼的“绿色使命”出现的正逢其时。戈奇说，这个项目之所以是一桩“美事”，是因为步道可以帮助人们接近林冠，“这样一来人们就能看见、评价、和欣赏林冠，从而有望帮助保护和研究它们。”
来自SEARRP的雷诺兹同意戈奇的说法。他认为“绿色使命”首批推出的两个步道项目之一——槟城的叶猴之路天空步道（Langur Way Canopy Walk）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项目做的真的很好，”我为他们构建了一个可以让任何人——无论是五岁顽童、九旬老人，还是坐在轮椅上的残障人士都能接近林冠的建筑而喝彩。”
步道交通便利。从公园入口沿着林荫小径走五分钟便可踏上230米长的悬索桥。站在桥上，远处令人惊叹的美景便立刻呈现在眼前：向右望去，目光越过茂密的森林（槟榔屿上三处原始丛林保护区之一），将马来西亚西岸波光粼粼的大海收入眼底。向左看，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龙脑香科树木树冠中的藤蔓、附生植物和蕨类植物都仿佛触手可及。低头俯视，林地如地毯一样铺陈在脚下40米远的地方。
七月份的一个午后，几只灰黑色的叶猴灵活地爬上了这条以它们命名的步道的围栏。这些猴子个头不大，性格温顺，脸上像是带着一副眼镜。其中有一只在附近的树上打盹，知更鸟、大盘尾，还有一只黑色的巨松鼠先后从它身边掠过。
“这让人们看到了雨林最后前沿的庐山真面目，”雷诺兹说。他虽然没有参与槟城步道项目，却多次造访此处。
“我认为它是一个非常棒的环境教育设施，”他说。每天有近300人来此参观。在疫情之前，这里每年接待超过5000名学生。
教育是“绿色使命”计划的关键部分。洛曼说，该计划共有三个组成部分：建设步道；雇佣当地人经营步道，并通过可持续的生态旅游模式教育游客；以及资助学生前来开展林冠研究。
目前，“绿色使命”网络只包括现有的步道，如槟城和加州尤里卡（Eureka）的两个项目。洛曼说，位于佛罗里达州萨拉索塔（Sarasota）和秘鲁东北部的两个步道预计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也将加入“世界各地的步道之链”中，并将从项目提供的教育和全球营销活动中获益。
“绿色使命”还有六条林冠步道即将建设。下一条步道将建在马达加斯加的拉努马法纳，计划于2023年春天动工。与此同时，北美生态多样性最丰富的大烟雾山（Great Smoky Mountains）的林冠步道项目也正在洽谈之中。
洛曼说，提到保护森林人们就会说到种树。“没错，种树是一件好事，但树苗不能给考拉提供居所。”
“我们最需要的是大树，而为大树代言就是我的职责，”她说。
翻译：子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