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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红木》寻求对中国生态保护理念的更多理解

与西方禁止贸易的模式不同,中国希望以可持续的方式种植受威胁物种,安娜·莱克·朱在这本颇具争议的书中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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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江苏的一位木雕工匠正在精心雕琢一件红木家具。图片来源:Alamy</p>

江苏的一位木雕工匠正在精心雕琢一件红木家具。图片来源:Alamy

在她的新书《红木》(Rosewood)中,安娜·莱克·朱(Annah Lake Zhu)探讨了西方保护濒危物种的主流方法(提倡贸易禁令和其他保护手段)与中国保护濒危物种方法(提倡种植和可持续利用)之间的差异。

生态保护是应该努力遏止生物多样性的下降,还是在恢复生态系统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换言之,是应该保护濒危物种的剩余个体,还是通过大规模饲养或种植来补充其种群?

根据她在马达加斯加和中国的实地工作,安娜主张从更深入、更富同理心的角度理解中国对濒危物种和自然资源的看法。她的书无疑会引起争议,但在围绕如何才能最好地保护受威胁物种的辩论中,这本书有着其重要、且必要的价值。

中国文化复兴与红木贸易

中国所说的“红木”,包含33种价格昂贵的热带硬木,其中许多也濒临灭绝。红木在中国因用来制作古董家具和当代艺术品而备受追捧,是世界上价值最高、走私量最大的濒危物种。安娜在2019年的一篇学术文章中写道,在2005年至2014年的“红木热”期间,其走私缉获量超过了象牙、犀角和大型猫科动物的总和。

Rosewood by Annah Lake Zhu
照片: George Zhu • 设计: Annamarie McMahon

2014年,中国的红木产业价值高达260亿美元。2005年至2013年间,红木进口年均增长180%。这一增长大部分来自非洲。2010年至2015年,非洲的红木出口增长了700%。

据安娜说,红木的需求与中国正在经历的历史和文化复兴密切相关。她写道,红木象征着这个国家在现代全球舞台上的衰落和崛起。“红木的故事就是中国的故事,从数百年前皇家所使用的材料,到文革期间暴力‘抄家’的记忆,再到如今中国木材市场上高达数百万的售价,”她写道。“它的起起落落——最初的辉煌、短暂的贬值和当代的复兴——反映了这个国家命运的跌宕起伏。”

安娜认为,西方通常将中国对红木和其他濒危物种的需求解读成“喜欢异国情调”和“炫耀性消费”,但这无法阐释这种木材及其雕刻产品所蕴含的深厚文化意义。她写道,这种观点也“一贯地传达了西方对亚洲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实力的担忧。”

对当代中国消费者来说,古典风格的红木家具象征着一种深厚的但尚未被国际社会适当接受的文化。这一象征在中国以外的国家很难被理解。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何这么多减少野生动植物(包括红木)消费的运动,在中国被视为对中国文化的攻击。

尽管将中国消费者对红木的需求置于其文化背景中加以理解很重要,但中国市场红木需求的飙升正使许多生长缓慢的树种越来越接近灭绝,这一点仍然是事实。根据科学家的说法,红木采伐问题的影响远不止稀有树木灭绝。例如,在西非,采伐红木会使森林干化,容易发生火灾和荒漠化。与此同时,在马达加斯加,高大的红木是白颈狐猴(ruffed lemurs)等特有动物的关键栖息地。

生态保护再思考

安娜将自己定位为一个中立的观察者,在导言中宣布她的目标“不是让一项助长濒危物种减少的贸易合法化,而是促进对它的更好理解”。话虽如此,但她支持的观点似乎是,如今世界应该接受这样一种方式:以种植代替禁止。(中国南部和马达加斯加有红木的种植园,中国也将这一模式输出到了柬埔寨和老挝。)

安娜认为,中国正在发展中的生态理念与西方有所不同。由于关系到红木保护,她表示,“与其通过限制贸易和禁止采伐来加剧这种木材的稀缺性,保护政策专注于再造林和其他可持续林业活动可能会更有效。 ”她认为,应取消对红木贸易和采伐的禁令,并认为国际社会应该效仿中国的做法,建立红木种植园是帮助保护物种和满足未来需求的另一种选择。

安娜支持的观点似乎是,如今世界应该接受这样一种方式:以种植代替禁止。

笔者赞同她所说的“参与式”保护方法(马达加斯加和非洲的一些地区实行了这种方法),鼓励社区与森林管理部门和非政府组织一起参与森林管理。

在安娜看来,在需求如此巨大的情况下禁止红木交易,实际上只会提高价格,同时将交易推向地下。她指出,来自马达加斯加的红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中国几乎一文不值,但到2013年它的价格达到每吨6万美元”。这一年,在《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将一些更常见的交易红木物种列入禁止名单之后,对红木贸易和贩运的禁令达到了顶峰。

旨在减少濒危物种需求的生态保护行动在中国面临逆水行舟的艰苦局面。安娜写道,与其这样,也许将中国的保护方法纳入红木种植园的治理中才是解决之道。她还指出了非洲国家对当前保护制度的质疑。例如,在2019年CITES会议上,五个南部非洲国家提出了放宽象牙和犀牛角贸易限制的提案,认为“CITES抛弃了行之有效的保护模式,支持意识形态驱动的反使用和反贸易模式……(而这种模式)主要由没有野生动物资源经验、责任或所有权的西方国家的非政府主体支配。” 在笔者看来,值得注意,也有些令人不安的是,安娜的书主要从文化和经济价值的角度看待红木,而忽视了热带树木的内在价值。她在书中也提到,“红木种植园更多的是为了繁殖该物种以供未来使用,而不是在野外自然保存”,而且种植园不是为了重建原始森林。但这本书忽略了一点,即人造森林的树木既无法发挥商业之外的作用,也无法达到其完整寿命

走向“全球环保主义”?

安娜的书呼吁全球生态保护界思考红木为我们提供的例子,这个例子不仅体现了中国对濒危物种的需求,也展现了中国保护这些资源从而在下个世纪实现可持续利用的努力。安娜在书中还呼吁进行对话,以实现她所说的“21世纪的全球环保主义”。这将涉及到对西方的“去中心化”,她断言,“这必然会通过协调中西方的生态理念以及非洲各国政府的保护方针来实现”。

安娜·莱克·朱的《红木:濒危物种保护和全球中国的崛起》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现已上市。

翻译:奇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