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

自然保护区到底受到了多少保护?

到 2030 年把世界 30%的陆地和海洋保护起来的目标吸引了全球注意力,但研究表明,不仅要注重保护区的数量,还要注重其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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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唐家河自然保护区内的扭角羚,该保护区已被收录进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绿色名录之中。图片来源:Staffan Widstrand / Alamy
四川唐家河自然保护区内的扭角羚,该保护区已被收录进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绿色名录之中。图片来源:Staffan Widstrand / Alamy

从表面上看,各国增加陆地和海洋自然保护区面积的努力进展顺利。自 2010 年各国政府签署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爱知目标”)以来,近 2100 万平方公里的面积被赋予了新的保护地位,比俄罗斯的面积还大。

这表明爱知目标11 取得了扎实的进展。目前超过 16%的陆地和内陆水域受到保护(目标是到 2020 年达到17%),而海洋则达到了7.7% (目标为10%)。

但来自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和世界保护监测中心 ( World Conservation Monitoring Centre,WCMC)的最新评估表明,将某地区划定为保护区并不意味着大功告成。

该评估发现,没有证据表明世界各国的自然保护区得到了有效的管理,这也包括其管理措施的公平性,这对于生活在保护区内和其周围的人们来说尤其重要。报告显示,只有 18%的陆地和海洋保护地的管理措施受到过研究和评估。

18%

的陆地和海洋保护地的管理措施受到过研究和评估。

报告指出:“许多[保护区]很可能并未达到标准,因而无法充分发挥作用。”事实上,世界上只有 59 个地区被收录进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IUCN)的自然保护地绿色名录之中。该名录创立于 2014 年,是一个自愿性的保护地全球标准,申请加入名录的保护地必须证明自己做到了有效管理和公平治理。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格·安德森(Inger Anderson)说:“我们不仅要看保护区的面积,还要看保护区内环境的质量以及管理方式。”

随着联合国启动“生态系统恢复十年”行动计划,以及今年 10 月即将在昆明举行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 的逐渐临近,保护区的质量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各国政府将在昆明大会上达成旨在改善自然保护的新目标。

最近在《自然、生态学和进化》杂志(Nature, Ecology and Evolution)上发表的一项有关野生动植物贸易的研究发现,虽然在被划定为保护区的区域内物种下降幅度较低,但仍然达到了56%(未受保护的地区为71%)。即使有巡护员保护的地区物种损失也达39%。

同样,一项对63个国家、500 多万平方公里保护地进行评估的研究发现,划为保护区只能将森林砍伐率平均降低 41%。研究人员表示,近三分之一的保护地承受着“巨大的人类压力”,“纸上保护区”——即保护措施未得到有效落实的保护区——的问题非常普遍。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尽管划定保护区可以有效减少栖息地和物种的丧失,但单纯用覆盖面积来衡量是不够的。

密歇根大学的研究人员得出的结论是,几乎无证据表明受保护的森林地区取得了显著的保护成效,而现有地区的资源不足和退化现象普遍存在。保护质量的提高和保护区域的准确性需要得到更多的重视。设立保护区时应重点关注开发风险更高的自然区域,而不总是倾向于选择偏远地区。

即便是发达国家的保护区,其保护效果也并不尽如人意。英国政府称该国28%的土地和24%的海洋受到了保护。这一说法遭到了皇家鸟类保护协会(RSPB)的质疑。该组织认为,如果刨除诸如国家公园等未得到有效管理的区域,自然环境真正得到保护的土地面积可能只有5%。此外,尽管政府摆出一副全球海洋保护领导者的姿态,但英国只有10%的海洋保护区得到了有效管理。不过,英国政府已同意建立更高级别的海洋保护区,并将于2022年划定具体位置。

保护区的有效性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缺乏生活在保护区内和附近的社区参与。包括大自然运动(the Campaign for Nature)、森林居民计划(the Forest People’s Programme)和全球土著人土地权利协会ICCA在内的组织呼吁采用基于人权的方式解决生物多样性的问题,他们称这是实现全球生物多样性目标的核心。

A baobab forest in Madagascar. Bottom-up conservation programmes, which put local communities at their centre, are crucially important. (Image: Alamy)
马达加斯加的猴面包树森林。以社区为中心的自下而上的保护机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图片来源:Katya Tsvetkova / Alamy

ICCA的一份报告估计,土著居民和当地社区保护了22%以上最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地区,包括许多国有和私有土地,但他们的贡献往往得不到认可。报告称,这一数据凸显了在现有和新建自然保护区中尊重土著居民权利的重要性。

联合国方面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如果你只是建起一道栅栏,告诉人们你不能再去那里了,这是行不通的。这会引起人们的抗议,会让人们失去土地。你必须坐下来与社区一起规划,”安德森说。

然而,也有人不认为这个议题得到了应有的重视。蓝色创投(Blue Ventures)的高级技y术顾问史蒂夫·罗克利夫(Steve Rocliffe)致力于在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同时,造福沿海社区。他说:“有很多人担心‘3030’目标不过是一场对边缘化社区不利的土地掠夺。” “3030”是指到2030年保护地球30%面积的目标,也是各国政府目前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 (CBD) 框架下围绕2020年后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进行谈判过程中想要达成的重点目标。“我认为我们可以做到,但细节决定成败,在短时间内我们还难以敲定这些细节。”

他说,尽管自下而上保护机制的优秀案例越来越多,例如马达加斯加名为“维洛德里克”(Velondriake)的本地管理海域,但建立这种保护地需要时间,这与传统的捐助者资助周期不一致,因为在传统模式下需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将资金花掉。“让社区参与进来并与他们长期合作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我们所说的是几乎以十年为尺度。如果融资周期是三年,那该如何运作?”

缺乏资金也是有效保护的一大障碍。今年5月,德国政府、德国和法国的开发银行以及环保组织发起了一项新举措,通过结合财政资金和私营部门捐助的力量来增加对保护区的资助。遗产景观基金​(Legacy Landscapes Fund,LLF)的目标是为覆盖面积达6万平方公里的至少 30 个保护区提供长期稳定的资助,以满足它们的运营成本需求。

基金已经选定了玻利维亚、柬埔寨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的七个现有保护区进行试点。非政府组织将参与项目的实地工作。

入选的保护区不仅要具备突出的生物多样性价值,还要在气候保护、人畜共患病预防和维持关键的生态系统服务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该项目的融资目标是筹集到10亿美元。截至目前,该基金已获得了德国政府提供的9900万美元初始资金,以及四家慈善基金捐赠的3500万美元。

表面上,政府层面已经做出了承诺,将通过目前已经获得 88 个国家支持的“领导人对自然的承诺”(the Leaders Pledge for Nature),致力于扭转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并显著扩大受保护的土地和海洋面积。

然而,绿色和平东亚区全球政策高级顾问李硕表示, 5 月和 6 月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大会 (CBD )在线技术谈判并未着力解决如何落实并资助新目标的棘手问题。他补充说,与会部长们在虚拟峰会上做出的承诺与CBD 谈判需要敲定的细节之间存在脱节。

他说,虽然全球目标是到2030年保护地球30%的面积,但并未要求各国在国内也要达到这一目标。各国需各自确定一个保护比例,并说明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李硕说,无论是在想要获得更多资金和资源的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都仍然存在一些阻力。

“这说明了政治承诺的真实状况——既然不打算遵守这些目标,那一开始干嘛要进行谈判?”

翻译:BAIH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