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华北大平原的北方某县素有“银棉之乡”美称，棉花种植面积达60多万亩。到了收获季节，放眼望去，白花花的棉花延绵不绝。如此美景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上世纪80年代随处可见，而这些柔软的棉花也让当地棉农们的腰包鼓了起来。
但进入90年代，棉铃虫大爆发彻底击碎了棉农的“发财梦”，灾害过后，棉花几近绝产，棉田面积急剧下降。即使在政府强制留棉田的压力下，农民再也不敢冒险种棉花了。用“谈虫色变”来描绘当时棉农的心情，一点也不过分。打那之后，棉花在该县消失了若干年。
上世纪末，抗虫棉出现了，这得益于转基因成果的规模化应用。有了抗虫棉，人们又陆续开始了棉花种植。当时人们议论最多的就是转基因棉抗虫吗？开始时，抗虫棉表现确实身手不凡：虫害小了，农药用量少了，产量和效益也提高了，棉农们的积极性也再次被调动起来了。
随着时间的延伸，抗虫棉的表现就没有当初那样有效了。它有天生的弱点：苗期病害多，需要及时打药防治。也就是说，棉苗一出土就和农药结下了不解之缘。另外，抗虫棉易患枯黄萎病，死苗、烂根比较严重，而且很难治愈，只能防治，需要喷施壮苗、助扎根的药剂。抗虫棉对蚜虫不抗，还得打药防治蚜虫。目前农药市场上，围绕棉花种植的药剂种类繁多，数不胜数。农药商们在棉农身上赚足了钱。
喷施农药的时间间隔约3-5天，每个喷雾器装满可达40斤，内含30-50毫升不同种类的农药原液，一亩地一次至少喷两桶。也就是说，科学家向抗虫棉转移的某种基因可能有效地抵抗了某种目标害虫，但对于其它虫子们就无能为力了，农民们还得回过头来借助剧毒农药。是否还需要转移更多的基因？虫子们“严阵以待”。
在棉桃刚刚萌发的幼期，就得着重防治棉铃虫。该虫在生长季节能发生3-5代，越是后期的棉铃虫越难治。今天的棉铃虫已经不是从前的棉铃虫了，它们的危害性大大增强，好像有意捉弄人类似的，专使蕾铃脱落。为了增产增效，棉农们不得不借助“座桃王”、“整枝打杈”等药剂防治棉铃脱落，喷施“棉桃膨大素”等使棉花多吐絮。
除棉铃虫肆意危害外，近年来还出现了一些未知名的虫子。三四年前出现了一种类似盲春象的硬壳虫子，甚是了得，所到之处，蕾铃几无幸免地脱落，致使棉花严重减产，棉农们称它们为绿盲春象。有的四肢细长，形体比苍蝇还瘦弱，危害性也是“大大的厉害”。
目前的农田是充满了杀机的“屠场”，农药、除草剂大量使用。但是，不幸的是，害虫和杂草们越治越多，药物浓度越来越大。昆虫们在人类制造的杀虫剂诱导下迅速进化：长出了很厚的蜡质层；消化系统可产生降解农药的酶，抗药性越来越强。另外，虫子的进化速度远大于农药研制的速度，一般杀虫剂很难将成虫杀死。虽是抗虫棉，叶片上也分布着许多被虫子蚕食的缺口。
棉桃到8月中下旬就陆续开放了，此时才基本停止打药。棉花产量一般为500-600斤/亩，价格2.5-3元/斤。每亩肥料需230元; 农膜34元; 农药300元; 转基因种子70元; 整地100元。扣除以上成本，每亩地的经济效益在516-1066元之间。这可是全年的收入，因为棉花只能种一季。
给棉花不停地打药带来的环境污染是严重的。稀释农药大多用灌溉井中的水，在提水、加药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将农药泄露到地下水中，进而影响附近居民的身体健康。在现场调查时，我们发现，每个井附近都可见大量的农药瓶、药剂包装袋等。覆盖的地膜，勤快点的棉农会在收获后将地膜搂出，或扔在地头、路边，或直接点燃，造成严重白色污染。如果任地膜留在土壤中，长此以往，良田将不适宜再耕种。
与上述灭杀棉虫和利用转基因技术“饿”死昆虫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河北枣强县农民金安磊的有机种植试验耐人寻味。他采取与昆虫甚至麻雀和平相处的做法，坚持不使用化肥，不喷农药，更不用转基因，采取传统的有机种植方法。六七年平静地过去了，土地让他保养得能感觉出弹性来，蝼蛄、蚯蚓都回来了。2004年，罕见的灾年让安金磊的40亩棉田成了明星：无机种植的棉花大减产，而他种的棉花大丰收。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专家亲自驱车前来参考。在事实面前，专家也无语了。
棉花是我们穿衣的主要来源，也是重要的工业原料，棉籽还可榨油。但是,我们是否为了穿得暖，就需要将环境污染掉？不仅转了基因，在生产的过程中还需要施加大量农药，对于棉花来说无疑就是雪上加霜了。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和可持续利用土地资源才是我们追求的长期目标。
李彩虹是山东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山东省2007届优秀本科毕业生
蒋高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中国国家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理事。他提出的“城市植被”概念和“以自然力恢复中国退化生态系统”等观点得到社会各界广泛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