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

中国需改变对湄公河地区地缘经济战略

布莱恩·艾勒指出,中国必须促进湄公河流域的可持续发展,而非简单地把碳足迹向下游转移。
  • en
  • 中文

今年底,一座横跨湄公河(中国称为澜沧江)的多车道大桥即将落成,届时来自中泰两国的小汽车和装满货物的集装箱卡车将源源驶过。这座桥将连接泰国的清莱府与老挝的博胶省,有效连接起北起中国北京、上海,南起新加坡、科伦坡和曼谷的高速公路网络。

这座桥的投资中泰政府各占一半,但其规划和修建分别经历了十年和两年的漫长岁月,且中间充满争议。原因就是泰国因中、老、泰三国间的收益分配不均而迟迟不肯投资。泰国方面的NGO“爱清孔”还称这座大桥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金三角地区的当地经济,损害湄公河的渔业。

这座金三角大桥凸显了来自中国的种种挑战。中国的新领导集体为了平衡其逐渐放缓和波动的经济,实现国内稳定,正在努力保持与邻国和平友好的经济关系。

中国的地区战略

GMS商务理事会主席许宁宁说:“2012年,中国与湄公河其他四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的贸易和对外投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对所有东盟国家贸易和投资的增速。随着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及双赢投资机遇的增加,这一增长率更高的势头将继续保持。”过去三年中,中国的湄公河流域省份云南和广西的经济增长率高达12-15%,为中国地方最高,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崛起也帮助湄公河流域国家提高了增长速度。

上世纪90年代初,冷战的结束为中国制定与湄公河地区的经济合作战略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曾经壁垒森严、不可逾越的边境变得模糊、开放,鼓励着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边界两侧的商人们向地方和各国政府要求更好的环境,以便在整个地区更便利地进行贸易和人员往来。中国政府的回应就是二十年来国家主导的促进地区公私合作的贸易自由化和投资政策。

中国对湄公河四国的经济合作战略非常契合其目前发展所需的大战略。刘金鑫,一位来自中国国家级研究机构的政策分析家和物流专家说:“美国在金融和信息技术上引领世界,这两个都是高价值的服务导向型产业。中国则不同。作为‘世界工厂’,中国生产的商品驱动了其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的发展及为全世界出口市场的服务。为了生存下去,中国这个‘工厂’需要能源和原材料的输入。”

刘金鑫强调了中国在亚洲修建的多条战略性油气管道,尤其是从缅甸印度洋沿岸港口皎漂到云南昆明的中石油管道项目,以及扩展到老挝和缅甸的水力电网。他说:“我们之所以建立这个网络,是因为这是我们唯一的稳定保障。只有保持与所有邻国的和平友好关系,才能保证这些可靠的输入。”

但是,这种建立在地缘经济合作基础上的方式对中国及其湄公河邻国来说,是不是一个可持续的长远战略呢?贯穿缅甸的中石油管道也是一个检验地区对中国地缘经济战略态度的试验场。因为不仅缅甸政府有能力随时掐断这条管道给中国带来的战略性能源流,作为管道起点的皎漂港的所有权主要掌握在一家日本公司手里。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者们会指责中国政府不仅被日本而且被缅甸所绑架,这样一来就会威胁到中国的地缘经济策略方式。

我有一位同行在一个专门促进中国与湄公河国家合作的政府机构工作,去年有一次我跟他聊天时,他对合作的现状深表失望。他说:“无论在基础设施发展,还是对中国不公平的贸易促进上,我们已经给了这些国家太多太多的帮助。但是他们依然得寸进尺地要占便宜,或者威胁说撕毁与我们的协议。”

自从缅甸的民主化转型及中国投资的密松水电站项目中止以来,中缅关系在过去几年中逐渐变冷。中越关系也随着越南对某些中国商品设立贸易限制而陷入困境。在今年昆明举办的各次地区贸易活动上,越南的部长级代表团均未参加。

中国向湄公河国家出口“增长第一”模式

中国以多种方式,将其国家主导的“增长高于一切”发展模式出口到湄公河地区。该地区的欠发达国家的确从中国资助的基础设施项目中得到了经济实惠,比如连接老挝北部和首都万象耗资72亿美元的高速公路,以及老挝和柬埔寨境内湄公河干流上的水电工程。

但是,只有在老挝和柬埔寨付清对中国堆积如山的债务之后,这些项目才可能实现利益的公平分配。通过在云南境内澜沧江(湄公河上游)上修建的八座水电站,中国已经向老挝表示可以对下游国家关于这些上游大坝负面影响的呼声置之不理。

对于中国的湄公河邻居来说,他们所面临的不仅仅是环境危机。水电发展商在中国国内可以轻而易举地绕开环境法律,拿出误导性的环境影响评估报告。昆明理工大学的保育生物学家及环境评估技术专家周德群博士表示,这些违规的操作都被搬到了中国在老挝投资的水电项目上。

“中国正在将自己的商业行为和忽视法律的做法出口到湄公河地区。我们在国外的富商们没有兴趣或者技术能力来促进可持续的商业实践,也不会考虑到其行为的法律语境。”

水力发电威胁食品安全

老挝计划在湄公河干流上建11座水电站,在其支流上建70多座,用于向中泰两国出口电力。这将在该国的能源收入与自然资源(即渔业)的损失之间导致一场零和游戏。世界鱼类研究所的湄公河渔业专家埃里克·巴兰指出,湄公河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渔场,其产量占世界淡水总渔获量的近十分之一。老挝和柬埔寨60%的人口日常蛋白质摄入完全依赖湄公河及其支流的鱼类。但老挝境内的多座湄公河大坝将切断110多种鱼类的自然迁徙路径,这意味着高达80万吨的渔获量损失,相当于湄公河总渔获量的42%。这将给老挝和柬埔寨带来潜在的食品安全威胁,也是地区性地缘经济战略产生问题之处。

此外,中国自身的水电发展以及从东南亚进口水电,是通过可再生能源投资减少其碳足迹的举措。但是,为了替代湄公河渔业造成的蛋白质缺失,老挝和柬埔寨将被迫进行碳密集型的工业化牲畜养殖,这样一来中国就只是把其碳足迹转移到下游而已。

今年三月在泰国清莱举行的一次湄公河地区食品安全研讨会上,泰国前参议员克拉萨·楚哈万说:“目前湄公河地区处于食品安全状态下,我们必须做的是在高速发展期间始终维持这一安全,并且为了这一地区的未来做出明智和可持续的决策。”

国家主导战略扼杀可持续解决之道

对中国国家主导的地缘经济战略一个主要的批评观点是,尽管它促进了国家在经济纽带加紧的基础上的安全和相互依存,但却没能进一步密切中国与地区错综复杂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联系。关键利益相关方被排除在政策探讨之外,产生了不公平竞争,不仅带来资源配置上的失误,还剥夺了那些能为地区挑战提供可持续解决方式的个人和机构的公民权利。

于晓刚博士是颇有影响力的中国NGO“云南省大众流域管理研究及推广中心”(“绿色流域”)主任,他说:“NGO的一个核心使命就是确保工程开发商用心对其社会和环境影响进行评估,并在建设开始前进行赔偿。NGO应该进行可靠准确的调查,发现政策落实中的不到位。我们应该把政府看作一个合作伙伴,认识到只有事实证据才能说服决策者。”

中国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办法就是促进更广泛利益相关方的行动,向湄公河邻国展示其在法治上的最佳实践,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发展项目的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方面。如果无法实现这些改变,中国的地区战略和湄公河地区的可持续性就会面临挑战。

翻译:奇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