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

中国青年的气候“冷感“从何而来?

当瑞典少女格蕾塔将全球目光再次聚焦在气候危机时,中国青年如何看待这一问题?武毅秀撰文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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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图片来源:<a href="https://twitter.com/howey_ou">Howey Ou/Twitter</a></p>

图片来源:Howey Ou/Twitter

终于,格蕾塔.桑伯格(Greta Thunberg),那个倡导罢课抗议、并最终带动了新一轮全球气候激辩的瑞典小姑娘,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火”起来了。

9月,16岁的格蕾塔在纽约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发表的4分钟讲话和之后“怒视”川普的视频在中国网络流传。中国的很多网民开始关心:格蕾塔是谁? 她想要表达什么?

事实上,格蕾塔引领之下席卷全球的Fridays for Future 罢课运动,并不是一夜之间冒出的新鲜事。 这场运动从去年8月开始兴起,从最初的个人行为发展到全球150个国家、超过600万人走上街头,呼吁各国政府加强气候行动。 今年3月,格蕾塔更是因此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可以说, 新一轮的全球气候运动, 是在年轻人和学生主导之下兴起的。

然而,在这场全球风潮中,中国的年轻人却显得相对沉默。 其背后,是因为中国的年轻人不习惯使用激烈的对抗式表达方式,还是因为中国的年轻人对于气候危机并不关心? 如果气候议题并不在中国年轻人的心头,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气候危机,中国的年轻人怎么看?

尽管中国没有针对青年人如何看待气候变化的调研, 但是“气候变化并不是大学生关注的主要公共议题” 应该是一个客观的结论。 在2019年2月由中国青年网发起的“2019全国两会青年期待调查”显示, 教育(79.8% ) 和就业(77.1%) 是青年人最为关注的议题 , 接下来是住房、医疗、创业,环保位列9大关注话题的第6位,至于具体的“气候变化”,则压根不是一个选项。

“我周围的同学更多的还是关注学业发展、职业发展。对于气候议题显然是不关心的,同学之间几乎不会谈论这件事情。” 刚刚参加完纽约联合国青年气候峰会回到中国的大学生闵启扬这样评价。

”中国的年轻人,全面了解并能关注气候变化的实在不多,”绿色光年的创始人倪欢这样感慨。她所创办的机构绿色光年, 全年组织100多场针对大学生和中小学生的环保教育、社会实践,平时得以与很多学生接触。“我觉得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在现行的教育制度下,孩子们了解这类世界性议题的信息和渠道太少;另一方面,对于很多气候变化相关的资讯和科学,中文世界还缺乏严谨、全面的解读,这也影响了公众信息的获取。”

“大家并没有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 大概是中国年轻人对于气候议题表现“冷感”的最主要原因。

事实上,中国是最易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国家之一。2018年夏天,中国大面积经历高温,多地的洪涝与干旱灾情严重。然而同期,相应的媒体报道并没有出现大范围的增多。 至于探讨灾害天气与气候变化的关系的内容,更是几乎没有。一方面,中国的灾害报道长期习惯以救灾行动为切入点,即“灾害不是新闻,救灾才是新闻”,导致对于灾情的分析报道缺乏;另一方面,中国的新闻从业者也较少主动地将气候科学、气候影响与公众关切的各领域话题结合起来。个人对极端天气事件的体验,是公众了解气候变化的重要途径,而相关讨论的缺失,使公众难以认识气候变化的紧迫性。

“Z世代”对成人世界的挑战

最近,一份由华盛顿邮报和凯瑟家族基金会(Kaiser Family Foundation) 合作的调查显示,美国的青少年中,86% 的受访者相信人类活动改变了全球气候,64%相信他们可以通过个体行动作出改变,减缓气候变化的效应。这两个比例均比受访的成年人要高。不同的年龄层关切的议题有所区别本无可厚非。然而,今天的成年人所制造的碳排放,其后果将会由尚未成年的下一代和他们的后代承担,这是“代际不公”的经典体现。格蕾塔们的呼声可以看作是对“代际不公”的抗议。

在世界范围内,格蕾塔所代表的千禧年一代(俗称“Z世代”),的确具有这与其前辈的”大人们“不一样的特征。他们熟悉数码和互联网科技,在享受了物质的丰富与信息的充沛之余,对各种社会问题感到“焦虑、不安、压力重重”。 还没有投票权的西方年轻人为了气候诉求走上街头,恰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声音影响“大人”的政治进程。

而在中国,Z世代的青年人,似乎并没有那么多对社会议题的“愤怒“与”焦虑“要表达。格蕾塔的行动被大多数人看成一种非常遥远的”西方文化“。在气候议题上,大部分人倾向于强调政府已经”做的不错“——尽管事实上,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各国政府,都难以在气候问题上交出令人满意的成绩单。2018年,全球的碳排放继续上升了2.8%,中国的排放上升了4.8%。当年的联合国排放差距报告显示,各国在其国家自主贡献中给出的减排承诺不足以实现巴黎气候协定的目标。

“我能够理解格蕾塔的诉求,我们应该包容的看待她。但是在中国,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这跟我们的政治传统有关,西方的游行是很正常的, 我们还是更多把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 倪欢如是说。

一直以来,中国的气候政策多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行为,这帮助中国取得了不少气候治理的成就,如淘汰煤电落后产能植树造林等。然而另一方面,政府主导的行为,却可能在涉及到每个人切身利益的时候遭遇缺乏共识、个体行动力不足的困难。面对强有力的政府,个人的行动价值在哪里?这是很多尚在关心气候议题的青年人的思索。

“现在应对气候变化的事情主要是政府在做,青少年的声音非常微弱,青少年承担的责任也很少”,闵启扬说,“在国内,我们没有公开抗议的传统,但我们可以个人做起,去了解更专业的气候变化知识、实践低碳举措,传播改变的声音。”

另一位参加了纽约青年气候峰会的高中生许芸菲说:“对于我这样的未成年人, 我会先从传播开始做起,在我的社交媒体上多多宣传气候变化的相关信息,让更多的人理解这个问题。”

同样从纽约气候周归来的中国青年赵家鑫则认为,无论格蕾塔的对抗式行动还是中国青年更温和的参与方式都值得被赞赏:“归根结底我们要嘉奖通过实在的个人付出提供(气候)公共物品的这种精神,不要做一个搭便车(free rider)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