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

从认知到行动:如何在中国做好气候传播?

要做好气候传播,不仅依赖于国家进步的宏大话语,关键是强化对个体的风险和收益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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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青岛一位居民正在看他家屋顶的太阳能板发了多少度电 。图片来源: Han Jiajun / Alamy</p>

青岛一位居民正在看他家屋顶的太阳能板发了多少度电 。图片来源: Han Jiajun / Alamy

COP28 落幕,气候议题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不少关注,也成为了不少国家的民间议题。而在中国,气候变化似乎并难以进入坊间的讨论。

尽管多个气候调研揭示,中国民众普遍高度认可气候变化,极为赞成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大力支持政府20多年间从节能减排到双碳雄心的各项政策。但另一方面,在我们气候认知调研中,公众对于气候变化的科学,个体层面的影响的认知却不足,存在一定误区。

这矛盾与在中国气候变化传播的方式有关。近年来,国内更经常讨论的气候变化议题——“双碳目标”——更多还停留在在精英语境下的讨论。但动员公众积极支持低碳政策并采取低碳行为,又是全球和中国成功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既然如此,我们应该怎样让公众增强气候认知,做好气候传播?

认知不协调

要回答上述问题,我们先要了解中国公众的气候变化态度。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气候传播研究中心项目团队在2012年和2017年的全国公众分别进行过两次全国大样本的公众气候变化认知调查,两次调查采用了严格的全国代表性抽样,样本量分别达到了4000份以上,得出的结果确实让人振奋。

两次调研都发现,中国公众认同气候变化正在发生并且拥护政府采取积极行动来应对气候变化的比例高达90%以上。这样高度积极的气候态度就算不能用于气候谈判,至少也能说明中国人愿意积极采纳应对气候的行动,可以让作为碳排放第一大国的中国减轻一点面临的巨大压力。毕竟,在2015年《巴黎协定》之前,国际上对中国还是有很大的压力的,虽然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至少在《巴黎协定》签字之前,从法律上并没有减排义务。

在中国不承担法律减排义务的情况下,中国公众对应对气候变化事业的高度支持和他们对购买环保产品的高度意愿可以显示出中国在主动采取措施进行公众气候动员。无疑,这会有助于提升在气候变化领域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不过在这个调研中也显示,公众可能不一定清楚地理解到气候变化的含义。中国气候传播研究中心问卷中有关气候态度的问法,也包含了对这种人类活动造成全球变暖的态度,虽然答题者中有90%以上表示了解气候变化,认可气候变化正在发生,但两次调查中,只有60%多(两次调查分别为60%和66%)认为气候变化主要是人类活动引起的。

Man in a swimming costume takes a selfie standing in a shallow river
2022年,武汉的长江边,一个游泳者正站在变浅的河床上自拍。气候变化让干旱加剧,长江的水位达到历史最低。 图片来源: Ren Yong / Alamy

这并不是这些公众表里不一,因为他们在回答有关气候变化态度的问题时,以及回答气候变化人为原因的问题时,脑海中对于“气候变化”的定义并不一致。对于气候圈的精英们而言,气候变化有特定含义,但对于分不清气候和气象有什么区别的普通公众,特别是农村公众,在不同语境下气候变化意味着不同的东西。

我们的研究也从另一个角度显示了这种认知不协调。

2022 年4月和9月,我们委托调查公司在中国进行了两次全国在线调研,第一次调查覆盖了1469名有效受访者,样本涵盖中国大部分行政省份,其中 71% 的参与者居住在城市,29% 的参与者居住在农村地区,各省内样本、地点、年龄和性别的分布与全国人口的总体特征,年度统计相一致。第二次样本为1500名,其它样本信息基本上与第一次一致。

我们受众的回答与中国气候传播研究中心的回答看似非常一致,比如高度认可人为气候变化,极力支持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政策。

问卷中,我们问公众是否认同将在2030年让碳排放达到峰值时,绝大多数公众都非常认同。但在同一个问卷中,当我们测试公众“中国已经实行多年的节能减排,说明中国早就开始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了”,大多数公众同样认可这种错误的表述。

大部分公众既认为中国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已经开始减少了,也认为我们的碳排放将在2030年达到最高峰。同时认可这两种矛盾的说法,其实与既认同人为原因造成气候变化,又认可气候是自然地发生变化一样,并不能说明公众态度不一致,因为人们并没有搞明白气候变化及其相关的碳排放的准确含义。

信赖政策和国家

如果公众其实没有觉得气候变化是人为因素造成的,没有搞清楚碳排放的问题,那么他们为什么会认同人为气候变化的标准表述,为什么会赞同国家积极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呢?

我们的调研用了多个维度来评估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包括对气候变化的态度,人口统计信息,经济、文化因素,科学素养等等。其中,我们发现了几个有高度预测力的指标,如:爱国主义、环境价值、收益感知,以及对国内机构的体制性信任(相信政府、科研机构和科学家)。

结果显示,对于相当部分公众而言,认可人为气候变化以及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可能更多地是出于与国家或政府保持步调一致的意愿。当然,他们也坚信国家这样做是正确的,能为自己和国家带来切切实实的收益。在这部分人中,相当数量的人对环境保护有比较强烈的认可,但环境保护价值观发挥的作用,远不如对国家的认可、信赖以及对气候变化的收益感知来得更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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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气候特使解振华在迪拜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发言。图片来源: Joshua A. Bickel / Alamy

科学素质指标虽然也显著正向预测气候态度,但系数相对于其它几个指标都低。也就意味着,虽然公民科学素质越高,他们越认可人为气候变化并且支持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但这个因素发挥的作用比较低。

这个结果值得让我们反思。相当多的公众可能对碳达峰和碳排放没有概念,但国家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一项大政方针,他们选择了遵循国家意志,认同了国家有关气候变化的标准表述。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公民的科学素质有助于帮我们了解气候变化的科学结论,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

更关注个人风险和收益

但如果说中国民众只是因为要“与中央保持一致”才积极地应对气候变化,这也并不客观。

在我们的第二次调研中,增加了不同级别的风险感知。结果再次出现了一项意外的结果。中国公众认为气候变化给自己、家人或社区带来的风险并不那么高,远低于他们认为气候变化给国家带来的风险。而当人们越是感觉气候变化会威胁到自己的国家,越认可人为气候变化的判断并赞同国家制定政策来应对气候变化。

除了风险外,我们也对应对气候变化的收益感知进行了分层。同样地,个体的收益感知不能决定人们的气候态度,但国家收益可以。越是认为应对气候变化能让国家实现创新发展,人们越赞同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感知到的气候对国家的威胁就不再能预测公众行动,尤其是是否愿意采取气候友好行动了

而当我们进一步测量人们是否愿意采取包括购买节能产品、承受更高的来自新能源的电价、垃圾分类、愿意购买新能源汽车以及愿意少吃肉类减少畜牧业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时,指标就变得很低,尤其是吃肉。

至此,感知到的气候对国家的威胁就不再能预测公众行动,尤其是是否愿意采取气候友好行动了。而与此同时,个人的收益,如经济机会、日常花销、健康教育等等感知开始发挥了显著作用,变成了一个最重要的指标。

气候传播叙事建议

如果做一个总结,中国公众的气候态度可能没有表面看上去那么积极,气候行为尤其如此,即使在双碳目标成为了国家具有优先目标的情况下。要让公众更好支持低碳转型,我们需要更深入研究,而且需要在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大框架下仔细研究个体行为。

此前,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上取得大幅度进展,包括降低碳排放强度和新能源装机容量巨大,目前大多体现为国家意志和国家行为。但随着应对气候变化越来越深入,公众的切身利益就会受到更直接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公众支持与否,对于应对气候变化事业的成败,至关重要。

另外,为什么公众的国家风险感知、国家收益感知和爱国主义能极强地预测人们的气候态度,但到了气候行为,或者不再能预测,或者作用大幅降低?因为这些我们暂且称为“家国情怀”的因素,同时也能形成一种国家强大,个人渺小的依赖感。从态度变成行动本来困难,而当认为应对气候变化是国家责任时,个人行动更显得微不足道。

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收益感知”成为了气候行动的最主要预测指标,我们需要的,可能不仅仅是强调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双碳发展这样的宏大叙事,更不能仅仅用我国“万民同心支持应对气候变化”这样的话语来作为自豪的资本。

要做好气候传播,促进更多低碳转型的民间行动,我们不仅需要强化气候变化带来的个体风险的认知,还要让更多民众了解环境和个人利益的关系,只有那样,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举措,才能真真切切地变成可持续发展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