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

怎样讲气候故事,能让读者“心动”

有人情味的好故事,是打动读者、激发气候行动的关键。中国的气候好故事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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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021年,云南省14头野生亚洲象的意外迁徙在中国引起了许多讨论,并成为国际头条新闻。图片来源: Alamy</p>

2021年,云南省14头野生亚洲象的意外迁徙在中国引起了许多讨论,并成为国际头条新闻。图片来源: Alamy

气候报道越来越多,你真的能读进去吗?

在气候报道发达的欧洲,因为媒体持续对气候危机的报道,有很多人会觉得,糟糕的消息那么多, 不如就不要看了,眼不看,心不烦。

针对这种“气候新闻回避”行为,近日,德国的几位心理学家给媒体做了一个建议小册子,建议气候记者们“超前一步”,不囿于之前的报道习惯,更主动、创意性地报道气候。

首先,气候报道不应该只关注气候变化的科学基础,更重要的是呈现气候变化与当今社会的系统性联系。

再者, 激发、认可受众的感情——当读者有情绪时,报道者无需帮助其压抑这种情感,可以告诉他们,有这样的情绪很正常、普遍。这些情感也是驱使读者在纷乱的信息中找准自己的身份,并作出决策的关键。

最后,提前“预告”可能的情感冲击。这项研究最独特的一点,在于其提供了一个给读者“打情感预防针”的选项。这个建议借鉴了对自杀、虐待等令人不安的题材的报道建议,在报道开始之前提示读者“本篇内容涉及气候危机及其相关社会影响,可能会引发令人的不安的情绪”,并告诉读者,这种感受很多人共有,让他们提前调适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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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夏季干旱期间,鄱阳湖裂开的湖床上的一条人行道。图片来源:Cynthia Lee / Alamy

在中国,气候新闻回避现象也许同样存在,但记者们面对的更大挑战是,如何能让读者更关心气候故事。这个研究中的几点建议,尤其是激发受众情绪,让读者“心动”,同样适用于中国的气候实践。

好气候故事,要让人“心动”

讲和读者有关系、让他们感兴趣的故事,是好新闻作品的基石,无论是气候变化还是其他话题,都是一样。

情绪,是传播学中劝服理论中的重要一环。无论是政治宣传、广告营销、还是公益倡导,无论是开心、感动,还是厌恶、愤怒这样的负面情绪,情绪可能会影响态度,进而改变一个人的行为和决定。有不少研究者以实证量化的方法研究气候报道中不同的叙事结构,是怎样影响读者的情绪的,在调动读者的气候行动力方面,会有什么作用。

丹麦学者Brandi S. Morris等发表的一项研究测试了不同叙事结构对读者情感唤起、参与度的影响。他们发现,比起纯信息,有故事结构的叙述更容易实现“叙事运输”(Narrative Transportation)。叙事运输是指在叙事的世界中迷失的感觉,受众完全沉浸在故事中,离开现实世界。也许我们并没有主观意识到,在日常欣赏影视、文学作品,甚至是新闻时,叙事运输经常发生,当我们被故事深深吸引时,会自己身处故事其中,情绪随着故事情节波动。

在这个研究中,读者对故事性强的气候报道的“心动”——即情绪波动,甚至被研究者用心电图测量到。他们发现,尤其是有冲突、以负面结局的故事,更容易激起读者的情绪,并引发他们在生活中选择更环保的行为,例如,在实验中,研究者回访发现,情绪被“点燃”的读者,与对照组相比,在节省能源、减少和回收垃圾、给慈善组织捐款等环保行为方面做得更好。

因此,在气候新闻报道中,故事写法很关键,写什么、怎么写,更容易引起读者的情绪共鸣,从“心动”开始,做出“行动”?

什么话题让人“心动”

好故事吸引人是常识,但怎样把气候故事写好却不容易。气候变化报道通常充满了各种科学术语和实时信息,这种严谨的报道做法确实有说服力,“一本正经”的写法看上去权威可信,但有时候会让人感到乏味难懂。

这个问题在中文气候报道中也有体现。 发表在《国际传播学刊》上一篇对中国气候变化报道的框架分析中,发现中国的气候报道中最多的话题是气候变化的影响,接下来是气候变化的责任归属,气候治理的合作和冲突等,而人情话题(Human interest)的报道所占比例最少。

这个分析和很多人的印象相符,传播气候科学结论、国际谈判进展等信息式报道固然重要,但有故事元素、有人情味的中国气候故事似乎太少了。

在我此前访谈的一位中国气候记者也曾私下坦言,觉得自己写气候报道时很难“好好说话”。

因为记者拿到的资料,通常堆砌着晦涩的专业词汇。例如,联合国环境署的一篇通稿这样写:

“报告指出,如果减缓不充分,就会需要更多的适应,并且会发生更多的损失损害。因而,减缓和适应具有内在联系。在规划、融资和实施阶段的一开始就同时考虑到适应与减缓,不仅可以增强产生协同效益的机会,还可以限制潜在的取舍……”

在西方语境支配气候谈判和研究的现实中,如果不加解释地直接翻译类似的外文文献和报道,堆砌专业名词,读者就很难理解。

但这样也情有可原——报道通常接触的是用词严谨的资料,记者处理时发挥的空间很少,但通常这些“不好看”的报道通常涉及领导人、国际谈判、政策,和气候前沿研究,优先级更高,总是“有题可写”。而在发表资源紧张的现实之下,采访量大、出稿慢的人情味气候故事,确实很难持续高质量产出。

也有中国记者同行羡慕国际大媒体满世界跑的专业气候记者,今天赴北欧看冰川融化,明天去非洲采访极度干旱,有资源有经费,就有好故事。而能让中国媒体舍得在气候报道上投资、或有经费赞助的,也许只有领导人出席、世界目光焦点的气候大会谈判。

事实上,能用小经费出差就能去的地方,和充满专业词汇的国际谈判现场也并不是没有打动人的好故事。

2022年获得美国气候报道倡导组织Cover Climate Now奖项的几部作品的特点,都是在气候变化的宏大叙事中讲述充满了人情味的故事。HBO的一部获奖纪录片从几个上小学的美国孩子的角度来讲气候变化对他们的影响,家里生计所赖的农场因为旱涝交替而日渐萧条,越来越多因为极端天气让他们经常需要紧急撤离,在汽车旅馆里度过飓风警报,生活麻烦琐事中,气候变化带来的隐忧正在孩子们的心中越来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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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2021年7月河南暴雨的报道没有强调极端天气事件与气候变化之间的联系。图片来源:Li An / Alamy

这样的故事其实在中国也能找到,几年前澎湃新闻推出的关于宁夏西吉县的气候移民故事曾产生过不小影响,中国面积广大的生态脆弱区与贫困地区地理上高度重合,气候变化与人的冲突的好故事一定不会少。

另一则获奖作品则是联合国气候大会COP26的报道,很多时候,大会报道“重要”而不“生动”,充满了前面所说晦涩的专业名词,政客发言等等,而这则美国公共广播交流机构的报道则将在非洲肯尼亚干旱地区的牧民故事和格拉斯哥的谈判场上进行了蒙太奇式的交叉叙事。对牧民们瘦骨嶙峋的羊和骆驼的描写,让读者们对当场谈判的中心“损失与损害”有了直观的印象。

用人情味和细节打动读者

看到这则肯尼亚的牧民故事,我忽然想到了两年的“出走大象”。

确实,对大多数中国记者来说,去肯尼亚出差写气候不太容易,然而,很多气候故事就在我们身边。两年前云南一批亚洲象的迁徙引发了巨大关注,光明日报财新澎湃等媒体都用大量篇幅、细腻生动地报道了这一野生动物与人类社会互动、冲突的过程,甚至一度掀起了“追象”热潮。那一组报道中,提及了野生动物栖息地、水源、食物等多重因素,遗憾的是,当时似乎没有哪一篇报道提到气候变化的大背景,或许作为一个角度去采访相关专家。

怎么写好故事,每个写作者都有自己的一套法宝。对于气候故事,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两位研究者整合了气候变化传播中叙事政策框架的相关研究,给写作者门提出了五个将气候故事写的更可读、吸引人的建议。

  • 多使用叙事化的内容和结构,而不是冷冰冰的事实性信息。
  • 明确受众特征,并量体裁衣,根据具体受众来决定最合适的语言娓娓道来,注意铺垫背景、讲清问题和原因。
  • 塑造读者可以感同身受、爱恨分明的角色,例如经典的英雄、反派、受害者三方对立的故事结构。
  • 强调气候变化中的因果关系、风险以及人们的能动性,让读者认识到事情重大,以及自己有力量做出改变。
  • 在讲述风险和收益博弈时,不妨多用“半杯水满”的角度,讲故事的重心放在可能获得的收益上。

这个的气候叙事框架看似朴素,但很有指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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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昂纳德·马里蒂姆在肯尼亚的农场里种玉米前查看天气预报。他的故事聚焦于收益而非损失。图片来源:Dominic Kirui / China Dialogue

假设我们要写云南大象出走与气候变化的关系,内容结构方面,科学研究成果自然是中心信息之一,但前两年中大象事件中最吸引人的戏剧情节,也许能更帮助抓住读者眼球,让其开始了解、思考气候变化在这一事件中的作用。

谈到受众特征,云南本地媒体、全国性媒体的写法可能会完全不同,云南本地大概更关心气候变化在该地域带来的具体问题,而全国性媒体则可以聚焦于云南及中国西南的生态在气候变化下所经受的挑战。传统特稿和新媒体也会有类似差异——有的读者想读细节和宏大背景,而有的读者只想看三十秒的视频。

叙事技巧方面,此前的各媒体的“追象”系列都曾不吝发挥写作技巧和报道手段的多样化,政府方面、商业公司、保护地负责人等角色都非常鲜明,在写气候角度时,也许可以继续发挥此前的故事化、多媒体等优势,让关心大象出走的人进一步了解这件事与气候变化的联系。

在强调与读者的关系时,不同媒体可以强调其目标受众的能动性——哪些微小的行为,会帮助让大象的生活回归日常?帮上热搜能不能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支持保护地农产品能不能帮助大象建设家园?

最后,在讲述风险的时候,除了强调气候危机中,强调大象们面临的栖息地流失的风险加大之外,或许可以将笔调落在社会各界的干预行为可能会带来的收益之上。毕竟,大家都想看有幸福结局,至少有希望实现幸福结局的故事。

大象的故事还在进展。

随着研究的推进,2022年以来,陆续有研究成果开始提出大象出走与气候变化的关联,也许是研究滞后于新闻时效,也许是当时“追象”的记者并没有关注相关研究,这些研究造成的媒体声浪要小的多。

当时围观象群迁徙的“粉丝”那么多,这个结果也许是一次气候传播的好机会。今年夏天,大象还会再出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