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沿海土地资源紧张，中国目前的“围海造田”现象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据《扬子晚报》1月17日消息：上海建设“海上城市”的战略规划已正式浮出水面。规划选址于杭州湾北侧，规划总面积约为6.5平方公里，设计承载人口达5~8万。
早在2006年，上海市就斥巨资400亿元建设了133平方公里“临港新城”，其中45%的陆地是“填海”而来的。2007年，浙江省舟山市投资1.03亿元，实施“围海造田”，建成后新增陆地面积4.13平方公里。这个趋势如果不能及时制止，则沿海许多湿地将面临灭顶之灾。
在土地紧张的国家或地区，“围海造田”很流行。荷兰人做的最早，也相对较成功；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澳门也通过填海，不同程度地解决土地紧张问题。但是，“围海造田”将蜿蜒曲折的海岸线“拉直”，成片的红树林、滩涂等自然湿地被破坏。表面上看，“围海造田”可能会带来一些短期效益，但是，长此以往，却会带来生态灾难，主要表现在：
第一，湿地消失，加重旱情。陆地上水分通过大气环流得以与海洋交换。但是，如果陆地上湿地减少，云就很难形成；即使有云，因地表干燥，上气(云)不接下气(湿地)，降水就会逐渐减少。最近，北方不断出现干旱天气，降水逐年下降，就与北方大量的坑塘被改造成旱地有关。“围海造田”增加的是陆地，但消失的是有重要生态功能的近海湿地。
第二、生物多样性降低，渔业资源减少。近海滩涂、红树林、潮间带等湿地，是陆地与海洋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的重要场所。由于人为阻隔，近海来自陆地的营养物质不能及时入海，造成近海以陆地营养为生的蟛蜞、虾、蟹、蚌、蛤、螺、蚬等海洋生物受到威胁，从而影响海洋食物链和渔业，以此为生的陆地动物也受到影响。另外，海洋生物与陆地淡水还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中华鲟产卵就在长江上游的金沙江流域，“围海”工程势必影响这些重要鱼类的洄游。
第三、“围海造田”诱发洪灾。由于近海湿地起着重要的能量交换功能，海洋能量通过湿地逐渐释放，从而与陆地生态系统相安无事。然后，人工围海措施中断了这个能量释放，使得海洋能量不断聚集，一旦释放厚后无穷。
2004年12月26日上午发生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附近海域的海啸至今令人不寒而栗，那场灾难造成至少13个国家的20多万人死亡，上万人流离失所。从海啸过后印度马里纳海滩来看，民房已经延伸到海边，一些土地就是“围海造田”形成的。如果天然植被尤其红树林存在，海啸产生的能量被自然湿地吸收，则会有效减少人员伤亡。泰国拉廊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在红树林保护之下，岸边房屋完好无损；而与它相距仅70公里、没有红树林保护的地方，民宅被夷为平地。
再来看中国近代的教训。清朝中后期，人们为了短期得到耕地，采取“围海造田”做法对珠江三江州滩涂进行垦殖。他们将石块抛于海中，拦阻上游泥沙，加速滩地淤高。然而，石坝筑在江河出海口，侵占了深水道，造成泥沙淤积，水道越来越窄。大雨时节，由于河流能量不能及时宣泄，酿成水患。据《东莞县志》载：“道光十九年，番禺案犯郭进祥等在南沙乡之南兴工圈筑堤坝，约长三、四千丈，据为已有”。由于人工堤坝阻碍河流，“本年四、五、六月三见水灾，低下田庐皆成巨浸，加之东南两江盛涨陡至，经月始消，田禾浸没，黎民阻饥”。面对水患危机日增，道光年间严加整治，对在海口筑田加以限制，规定“沿海之番禺、顺德、香山、新会等县”严禁报垦沙坦。
第四、加重赤潮危害。人工拦海影响了河流三角州的涨潮落潮，陆地积蓄的营养物质会在短期内向海洋释放。如“围海造田”用来养殖，则基塘中大量有机质和氮磷钾等营养物质，随退潮流入海中，使沿海的藻类植物过度繁殖，出现“赤潮”现象，产生有毒物质，威胁到海洋生物的生存，使鱼虾贝类大量死亡。
第五，围海造田改变了自然景观。我们都知道“沧海桑田”，这个成语是说陆地也是由海洋变来的。但是这个变化非常漫长，自然界存在应变这个改变的能力。但是，如果这个改变是剧烈的，自然景观被严重破坏，那么，大自然就无法应对突然的变化，积蓄的力量就会释放，从而对沿海人群造成危害。
由于“围海造田”和过度砍伐，中国天然红树林面积己由50年代初的约5万公顷下降到目前的1.5万公顷，70%的红树林丧失。红树林的大面积消失，使中国红树林生态系统处于濒危状态，许多生物失去栖息场所和繁殖地，海岸带也失去了重要的生态防护屏障。
由此可见，“围海造田”虽然短期解决了土地紧张问题，但是生态功能没有了，人类的经济功能、社会功能也无法保障。鉴于许多重大教训，以“围海造田”闻名的荷兰，也不得不将已经围起来的土地“还淤、还湿”，他们考虑的是自然生态系统的功能不能因为过多的人为干扰而破坏。
在巨额商业利益面前，沿海湿地面临着不断被蚕食的危机。我们呼吁停止无序的“围海造田”，以法律形式保护沿海滩涂湿地和自然生态系统，逐步恢复天然湿地。如大面积湿地被沥青、水泥或者高楼大厦覆盖，恢复湿地就非常困难了。我们不能等到在自然惩罚(如海啸、洪水、赤潮)到来的时候，才考虑给自然生态系统让地盘。这样的教训太惨烈了。
蒋高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中国国家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理事。他提出的“城市植被”概念和“以自然力恢复中国退化生态系统”等观点得到社会各界广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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