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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关注气候的投资者可能错失自然红利

到目前为止,对气候和自然都有利的投资只得到了其所需资金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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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海洋科学家在土耳其的卡斯-凯科瓦海洋保护区进行海草修复工作。海底草甸只覆盖了0.1%的海底面积,但却储存了全球18%的海洋碳。图片来源: Alamy
一名海洋科学家在土耳其的卡斯-凯科瓦海洋保护区进行海草修复工作。海底草甸只覆盖了0.1%的海底面积,但却储存了全球18%的海洋碳。图片来源: Alamy

由于气候变化和生态损失是相互关联的危机,金融机构和政策制定者必须将两者都纳入考量。但迄今为止,对二者都有利的气候与生态投资——如恢复富含碳的生态系统——得到的资金和关注都最少。

生物多样性危机等与自然有关的风险正以惊人的速度增加,气候危机的紧迫性也是如此,对金融体系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然而,迄今为止,政策圈和金融体系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气候问题上。这一重视是有理由的,因为气候变化对生命和生计的威胁之严重怎么说都不为过。

例如,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结合最近的监管要求,在全球金融机构及其投资对象中已经引入了比以往有力得多的气候相关风险评估实践,迫使它们更仔细地审视自己对气候变化和低碳转型的贡献。

然而,根据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与政策平台(IPBES)的观点,这种关注已经遮蔽了其他环境和社会风险的浮现,包括全世界超过100万个物种面临灭绝这种不断加速的大规模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风险。这些风险对直接依赖自然投入的众多经济部门都有重要影响,包括农业、渔业和下游食品加工。即使是更加远离自然投入的部门也存在与自然相关的风险。例如,农业开垦土地会增加水土流失和水库淤积,从而加剧洪灾,对企业的财务业绩和金融机构的投资组合造成巨大的累积影响。

自然风险太紧迫、影响太大,因此行动不容拖延。

有初步迹象表明,金融机构正开始考虑其资产负债表中的自然相关风险,包括荷兰中央银行完成了首次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金融稳定分析,以及自然相关金融风险临时工作组的启动,它将最终形成一个与TCFD的职责大致相似的自然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NFD)。

尽管出现了上述积极迹象,主流金融界还没有考虑到它对自然的影响和依赖。金融机构经常辩称,自然相关风险是气候风险的一个子集,因此管理气候风险就足够了。其他常见的论调是,管理气候风险已经用尽了它们的所有能力,因此没有任何余力来考虑自然风险,或者管理自然相关风险所需的数据、工具和方法还不存在。

虽然这些观点代表了对能力和优先顺序的合理关切,但它们主要依据的观念是错误的,这些误解延缓了将自然风险纳入金融决策的步伐。

采取行动

自然风险太紧迫、影响太大,因此行动不容拖延。全球专家、决策者和金融部门领导人必须找到有效应对这两个挑战的方法。解决办法可以缓解这两种危机,但前提是利益相关者必须清楚地了解危机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我们可以根据气候变化和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将针对两者的行动分成几类:

  1. 对自然和气候都有益的行动;
  2. 以自然为目标,但同时有利于气候的行动;
  3. 以气候为目标,但同时有利于自然的行动;
  4. 以及对气候有利但对自然有害的行动。

最终,应对气候变化和生态挑战需要采取以上所有类型的行动,找到解决方案将降低整个系统的金融风险。

与为了稳定整个金融系统中的风险水平据估计所需的资金相比,迄今为止对所有四类行动的投入仍然不足。联合国气候与生物多样性委员会(IPCC和IPBES)的报告强调,持续的投资不足将大大增加气候和自然风险。

更糟糕的是,从自然和气候的综合角度看,最有效的解决方案获得的投资最少。这是因为目前对解决方案的投资严重偏向气候变化。

由保尔森研究所主导的一项新研究对自然投资估算的分析表明,以牺牲自然为代价从而有利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即第四类)吸引了超过它们所需要的投资的一半。这些行动包括投资于生物能源,包括生物能结合碳捕获与封存技术(BECCS),或大型公共交通基础设施项目。这些项目中有一些最终可能是低碳转型所必需的,以便将全球平均气温上升限制在2摄氏度以内,但它们必须审慎实施,并以尽量减小其自然足迹的方式进行管理。

相比之下,对气候和生物多样性都有利的第一类行动吸引到的资金却只有其需求量的8%,这意味着金融部门对气候的关注导致了不充分的资本配置。这一类行动包括保护、恢复和扩大碳密集的自然生态系统,这些生态系统既能封存温室气体,又能为野生动物提供自然栖息地,同时还提供一系列其他生态系统服务。这些基于自然的陆海解决方案代表了高效的双赢策略。

第二类行动同样高效,它们主要造福自然,间接影响气候。例如,减少农田杀虫剂和氮肥施用的干预措施。这些有益于昆虫和土壤生物多样性,也减少了温室气体排放,增强了作物产量对气候变化的抵御能力。

我们的第三类行动主要造福气候、间接影响自然,例如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减少了碳排放,进而改善其自然结果,因为气候变化是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一个日益显著的驱动因素。

如果继续采取不明智的行动,不仅可能浪费资源并对生物多样性造成不良后果,而且,金融机构及其投资对象也将自己置于险境,比如因为与收紧中的自然保护监管政策发生冲突,而两者毕竟也都依赖于生物多样性。

通过关注能够同时支持气候和自然两个领域的可持续转型的行动,对两者的投资的管理可以获得可观的收益。例如,金融机构可以投资于针对供应链和被投资方的尽职调查,以衡量其与生物多样性和气候有关的风险敞口。这样做,它们会发现应对新出现的风险要容易得多,而与应对自然相关风险有关的额外能力要求也变得不那么苛刻。

能否改造相互联系的气候和自然投资,使之变得更可持续,将是未来十年乃至更长阶段最具韧性的金融机构的一个决定性标志。

翻译:奇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