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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行眼中的中国碳贸易

碳交易是一个分歧严重的话题,尤其在中国。但是,碳贸易商雷·菲茨杰拉德在“中外对话” 有关碳市场系列文章的最后一篇中指出,现在应该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对这一话题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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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干哪行呢?

这是一个必然问到的问题。

公关、投资银行、咨询、新闻、IT……对于我的朋友们的回答,人们通常都赞许地微笑、点头。

但是,我的回答“碳贸易”却极少得到这样的反应。在每次回答之前我总是有一点畏缩。大部分人会问我碳贸易到底什么意思。另外一些人则对我付钱给中国公司去污染感到恐怖。一次,一位特别好斗(同时也喝醉了)的同胞捅了我一拳:“哇,碳贸易?了不起呀!”我很少能听到这样的话。

在一个碳贸易市场中,一个实体要制定或者接受一个能够排放的温室气体的限度。如果它自身无法达到这个目标,可以从别的地方购买减排信用额度。碳贸易就是这些减排信用额度的买卖,被称为碳信用额。我们在中国发展减排项目,用产生出的碳信用额来抵消其它地方的排放。

大多数时间,我都会更深地思索接下来的事情。买卖碳减排?到中国来进行海外采购?这些只是尚未得到广泛接受而已。况且,我还了解到,许多围绕碳市场的混乱都是由普遍的误解所造成的,这些误解很容易廓清。

科学界已经达成共识,气候变化是切切实实的,其影响是灾难性的。碳市场是对这个问题一个很积极的应对。根据碳市场最大的情报提供者——点碳咨询公司的资料,2006年碳市场产生了16亿吨二氧化碳或相当数额的交易量,价值225亿欧元(大约306亿美元或2310亿人民币)。这是在气候变化的名义下所产生的一大笔钱。那么,它都流向哪里了呢?

在北京,我天天都能亲目睹到这些碳贸易收入的用途。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人口也最多,必然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必须建立基础设施来遏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增长,这一点至关重要。但是,尽管每年的经济增长率都高得惊人,但中国的人均GDP仍然只有美国的六分之一。

1997年,当京都议定书还在协商的时候,与会国担心特定的排放上限会阻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因此它们并没有给签字国中的发展中国家制定特定的温室气体排放限额。为了鼓励这些发展中国家减排,议定书建立了“清洁发展机制”,又称为CDM。该机制为中国和所有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所需的实际帮助,在防止不公平地阻碍其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减少排放。

总的来说,清洁发展机制和碳市场都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导致我们的地球变暖的气体都被排放到一个地方——我们的大气,不管这些气体来自何方。同样,减排就是减排,不管它发生在哪里。因此,在清洁发展机制下,京都议定书的签字国中,发达国家(比如英国)的相关利益者对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的温室气体减排项目进行投资,并进行技术转让。如果这些项目证明它们没有清洁发展机制的支持就无法实施,它们就能获得碳信用额,发达国家用其来保证排放低于限额。

简单地说,清洁发展机制的工作原理如下:比如我是京都议定书签字国的发达国——英国的一家公用事业公司,今年我被允许的二氧化碳(CO2)排放量是10吨,但我排放了11吨。在英国,减少一吨二氧化碳要花费50欧元。然而,我给中国——发展中签字国的一家公司20欧元,帮助它建立一个风力发电项目,替代了原来的燃煤发电。用煤减少了,这个项目使今年排入大气的二氧化碳数量减少了一吨。但是,如果没有我的资助,这个项目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全世界的二氧化碳减排情况是一样的。这个清洁发展机制的资助给了中国切实的激励,促进其发展风力发电项目实施所需的技术和人员培训。一旦项目完成并开始运作,中国的公司就得到了宝贵的经验,这些能够被用于更多的清洁能源项目。

这一机制的核心部分是一个复杂的管理系统,用于保证项目质量。要想让项目通过清洁发展机制的注册程序,必须得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双方主办者的支持,还要有第三方资质团体的认证,以及联合国的最终同意。“基线排放”是清洁发展机制之外的排放,必须能够清楚地进行测量,项目也必须能够得到严格监控。最后,我们在财政、投资、技术或者一般实践上,要有足够强大的阻力,以制止未得到清洁发展机制支持的项目的实施。

那么中国正在做些什么呢?有一种项目无疑最受关注,这就是效益很高的三氟甲烷(HFC-23)消除。消除这种高效制冷剂所带来的环境效益是不容置疑的,但三氟甲烷工厂老板们能从清洁发展机制中得到大笔金钱。三氟甲烷项目由于其高效益,曾被当作发展首选,并且似乎成了清洁发展机制的样板项目。

对三氟甲烷的这种强烈关注体现了一种对清洁发展机制作用的严重扭曲。中国所拥有的三氟甲烷项目数量确实比世界其他国家都要多。然而,在中国85个通过联合国注册的项目中,只有8个是三氟甲烷消除项目。三氟甲烷项目的发展几乎都渐渐走向终止。中国正在准备进行注册申请的新项目有488个,其中三氟甲烷项目只有3个;而可再生能源项目则有261个。

大部分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将长期致力于抑制中国排放的增长。许多项目通过水力和风力等可持续能源发电,代替了化石燃料的燃烧,在中国大多用煤。燃煤量小了,温室气体的排放也就减少了。另一些项目从工业生产过程中回收废热来发电,还有一些则从正在生产的煤矿中收集瓦斯来发电。不管这些项目的老板对气候变化事务有多少热情,没有财政上的支持项目就无法实施。碳市场通过清洁发展机制为其提供了财政支援。2012年京都议定书到期后清洁发展机制的命运不可预知。但是,无论情况如何,在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中创建的基础设施仍将发挥作用。

碳市场的作用绝不仅仅是抑制中国的排放,它的优缺点在短短的一篇文章中也无法完全说清。但是,既然提起了这个话题,我希望能够纠正一些误解,并且开始一场真正的讨论,讨论怎样把它做得更好。我们创立了这些严肃应对气候变化的机制,碳市场是最重要的之一,不应该把它毁掉,那么就让我们把对话继续下去吧。

雷·菲茨杰拉德 是英国瑞碳公司高级专家,该公司在中国开发碳信用额并将其在国际市场进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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