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

食品公司试图以微信溯源取信于消费者

公众对食品安全日益担扰,食品公司尝试通过微信开放供应链信息,以取得消费者信任。然而专家认为,消费者是否买账还未有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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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家寰微信玩得很熟。58岁的韩先生并不是为了联系朋友才研究微信的。作为大成食品(亚洲)有限公司的主席,他说微信是公司重要战略的核心环节。

这一战略的第一步是扫描二维码。大成是中国最大的鸡肉加工企业,每年屠宰加工1.8亿只鸡。现在它正部署在每个产品包装上印制二维码。通过手机扫描,大成希望向消费者展示其供应链的每个环节。 “我们每一个产品都有可溯源码。有的输入到手机,就会出现生产日期是哪一天,显示是哪个生产者,喂的什么饲料。”韩家寰说。

大成并不是唯一研究通过微信开放生产过程的企业。随着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问题愈发焦虑,大型食品公司开始采取类似方式来证明产品的安全性。

蒙牛也通过二维码扫描让消费者追溯其生产过程。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后,蒙牛在中国的销量一度锐减。2012年业绩又受到黄曲霉素事件影响,净利润下降21%。同时,更多消费者选择去海外购买奶粉,而他们掀起的购买狂潮使香港、英国等地的超市库存减少。香港政府于2013年3月颁布禁令,规定每位大陆游客最多一次性购买两罐奶粉。

鸡肉养殖业的风险也不小。该行业接连受到“速成鸡”事件和h7n9 禽流感的影响,整个产业出现普遍亏损。作为鸡肉加工企业,大成也受到了消费端需求下降的冲击。同时,饲料价格又居高不下。该公司2013年上半年净利润比2012年同期减少10.9%,为三亿一千万元。

扫描二维码到底有没有用?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马骥认为,消费者很可能只把它当作公司的营销方式。马骥认为,消费者很难通过溯源判断产品的质量,如果他们扫描二维码,也很可能是出于体验的心理。可溯源体系的建立,也需要消费者认知的同步提高。

“食品可溯源也要考虑成本问题。企业在食品可溯源中要素和人力的投入,也是很大的,”他说,“但消费者更关心的可能不是这个牛、猪或者蔬菜在哪里生产、由谁生产的,而是生产环节的管理情况。”

他说,消费者要的是安全。食品可溯源更重要的是促进企业生产管理水平的提高。但是如果作为一种事后机制、营销手段, “它无助于提高消费者对食品的信任。”

韩家寰说,他知道公司微信战略可能面对的挑战。他认为,移动互联网为大成的可溯源系统提供了和消费者沟通的新机遇。通过扫描二维码,消费者能够在移动端看到不同批次产品的信息,包括饲料、农场、屠宰、加工等各个环节。

大成希望在下半年全面推出这一基于移动端的食品可溯源体系。它的一代可溯源机制于2009年推出,消费者需要手动将溯源码输入到公司网站,才可以获得生产、加工等信息,看到产地、农民的图片。

韩家寰说:“食品安全是中国食品后发者的优势, 我们通过可溯源系统让大家都可以看到每一个产品诞生的过程,让消费者获得真正的安心。将来我们还要装摄像头,让大家随时可以看,可以监控。”

“我觉得互联网会改变很多。消费者的信心也会改变。”他说。

公司还想将可溯源理念引入电商业务。韩家寰说,大成未来希望开展网上超市,里面卖的全部是可溯源产品。这一网上平台还会开放给其他供应商,邀请不同创业者。作为引领者的大成,可以从供应链的管理和产品溯源上为他们提供帮助。他想将大成的网上超市打造成中国版的全食超市公司(Whole Foods Market)。全食是美国最大的天然食品和有机食品零售商,有265家分店。

韩家寰希望这个超市里有青菜、水果等,每一个产品都是可溯源的。“它们有共同的DNA。”大成作为这一平台最重要的供应商,将提供肉、蛋、奶产品。其他的供应商,比如有机农场,“如果可以做到可溯源,也欢迎它们上来。”

韩家寰说,这一电商平台的进度不会太快。大成现在也在规划和第三方认证机构共同推进供应链的认证。日后,大成不排除将这一平台变成独立的公司。

作为一家来自台湾的食品公司,大成的可溯源体系已经在台湾践行了多年。韩家寰说,他在美国和欧洲出差时也看到了当地可溯源体系推行几十年的成果:消费者对食品是放心的,基本没有人会去追查食品来源。

在中国,大成提出可溯源这个概念已经有很多年。韩家寰说,现在的挑战是如何让消费者对这个话题从低度关心变为高度关心。他说,公司希望让移动端显示的可溯源信息不要那么“冰冰冷冷”,而是将真正对健康有影响的信息提取,以更加“温暖”的方式呈现。

“我们想做到非常非常准确,但是我们也在学习如何和消费者沟通。”他说。

政府也希望通过建立可溯源体系解决食品安全难题。现在全国范围内大概有15个食品可溯源试点地区。商业部曾经发布条文,鼓励龙头企业尝试建立可溯源机制。

四川省人大代表黄润秋认为,建立覆盖全国的可溯源机制刻不容缓。他在三月两会期间呼吁,食品溯源体系需要在《食品安全法》中作出明确规定加以推行。“尽快建立我国食品质量的可追溯制度,即建立一个覆盖食品从初级产品到最终消费品各个阶段资料的信息库,从而一旦发现食品质量问题就能立即找到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是谁出了问题。”

但是马骥说,食品可溯源也许不是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最好的方式。要使这样的机制覆盖到全国将近50%的农业人口是一笔不小的花费。而机制的成本很可能最终反应在物价上。

他说,加强地区政府的协调,在主要生产基地建立溯源体系也许更实际。

据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与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协会发布的一份报告,政府也需要更专业的食品安全监管者。该报告说,国家食品药品安全管理局人手严重短缺,它至少另外需要4万人,才能发挥更大作用。

然而,食品安全要与生态环境安全挂钩。马骥说,考虑到目前生态环境现状,确保食品安全将是一项长期的工作。

“谈食品安全,一定要考虑生态安全。即使农产品的生产标准很高,又严格按照标准执行,但是生态环境破坏了,农产品能是好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