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

气候变化令城市成为“敏感脆弱区域”

适应气候变化以及保护脆弱人群是中国当前气候政策的优先项,研究员许吟隆表示。
  • en
  • 中文

2013年底,中国发布了首部《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该战略文件的主要起草人之一,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适应气候变化科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许吟隆,接受中外对话专访,解读了这份战略。

中外对话:对于适应气候变化,以往人们的认识中是否存在一些误区?

许:长期以来,全球都是重减缓(指致力于采取各种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轻适应(指采取积极主动的行动减轻气候变化造成的危害,并尽可能地利用气候变化的有利因素所带来的机遇)。1992年UNFCCC(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签署以来,一开始就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减缓上。哥本哈根会议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当时大家都期待能达成一个实质性的、有法律约束力、的高强度减排协议,但由于发达国家的阻挠最后未能如愿。从那以后国际社会越来越重视适应问题。

《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提出的第一个原则就是突出重点。现在中国国内还有一种认识误区:对“什么是适应气候变化”的概念还没有搞清楚,把自己正在做的工作都讲成是适应。拿农业来说,农业减灾、育种、改换品种、水土流失治理,等等,一股脑儿全算作适应。如果各种工作都纳入适应,其实也就相当于没有有针对性的适应。

中外对话:从最初提出相关策略至今,中国的气候变化适应紧迫性是否更加凸现?具体有哪些表现?

许:很多危害越来越严重,典型的例子如西南干旱。2009-2010年的旱情是“百年不遇”,后来几乎成了每年一遇。此外,洪涝灾害、城市内涝和南方的夏季高温伏旱等越来越严重。这些都带有明显的气候变化的特征,它是气候变化条件下中国气候灾害出现的新特点。

中外对话:中国在面对适应气候变化问题时有什么独有的特点?

许:首先,中国气候多样,适应问题复杂。气候带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囊括了各种各样的气候类型和气候条件、地貌、植被生态系统。

第二,中国的资源禀赋决定了其适应能力是脆弱的。中国13亿人口,人均资源相对不足。因此,面对气候的波动,回旋余地极小。比如在华北平原,大量农户要靠很少量的土地支持全家的口粮。再冷、再热、再旱,都要保持粮食的产量,这样生产成本就大多了。所以难就难在中国资源禀赋不足,整体脆弱。

同时,经济发展在地域上不平衡,有的地方非常脆弱,需要重点关注。此外,中国幅员辽阔,可能一地受益另一地受害,又涉及到综合协调平衡的问题。

最后一点,中国目前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期,也就是经济转型期,防灾减灾体系不完备,规划不尽合理。所以在同样的气候变化情况下,中国更加脆弱。现在城市摊大饼摊得越来越大,暴露在气候变化风险下的脆弱人群和社会财富也大幅增加。虽然城市人口在经济上并不一定是脆弱的,但在城市内涝、雾霾等问题面前,他们就成了环境上、生态上的脆弱人群。所以中国目前一个特点和难点是,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口和边缘人群暴露在气候变化风险之下。

中外对话:您认为在制定适应气候变化政策时面对哪些复杂性,应怎样处理?

许:想要深入了解适应气候变化是很难的。相对于减缓来说,它的科学性非常强、非常复杂,并且涉及多部门的联动,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综合协调治理。

适应不像减缓——对于减缓来说,任何一地单独行动,不会对其他相关方产生危害。只要减排了温室气体、就达到了目标,可以“独善其身”。适应就不同了,很可能一地适应影响另一地,一部门适应影响另一部门。比如说现在北方变暖,农作物可以扩大种植。如果在黄河上游把水多用了、种了农作物,这确实是在适应气候变化,但是没有全局协调。上游那里把水用掉,产生的GDP可能是1,但是这水到了下游后,因为下游工业发达、人口密集,很可能同样的水产生的效益是10、100。他是自己得了收益,但损害了其他地方的利益。

所以说适应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也就是说要做好适应气候变化工作,必须做好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规划,然后协调行动。

中外对话:中国的气候变化适应重点在哪里?

许:适应战略的指导思想里有一条:“统筹并强化气候敏感脆弱领域、区域和人群的适应行动”,这一行字看起来简单,却包含了丰富的内容。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国家支持适应气候变化研究二十多年来,一个重要的研究成果就是提出了“边缘适应”的概念,即气候变化影响地球上所有的生物和生态系统,但最脆弱的是系统边缘。我们筛选适应的关键问题、适应优先议题和措施都是基于这个理论基础,这样就使我们的适应工作“有的放矢”。

重点关注“敏感脆弱区域”, 比如我国的西北地区,生态非常脆弱,一旦被破坏就非常难恢复。还有敏感脆弱人群。中国大概有1.28亿贫困人口,他们也是最无辜的——排放最少,受害最严重。像集中连片特别困难地区的人群,他们的经济来源很单一,一旦发生气候灾害(特别如旱灾),庄稼颗粒无收,很可能刚刚脱贫又返贫。

近几年,在气候变化条件下“敏感脆弱人群”的外延也有新的变化。

城市是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系统最大的交接面。气候条件变了,社会条件随着经济发展也变了,交接面的许多情况都在变化,根据我们提出的“边缘适应”的概念,城市应该是优先适应气候变化的一个区域。在这次的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中,我们将“基础设施”放在农业之前,以前农业领域的适应是放在前面的,这体现了我们认识上的一个巨大飞跃。虽然农业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大,直接暴露在气候变化的威胁下,但农业生产空间广阔,还有一定的回旋余地;城市人口密度大,高暴露度,大量社会财富集中暴露在气候变化的风险之下,适应的任务更为迫切。

中外对话:《战略》如何考虑中国气候变化适应中的资金需求问题?如何在中国这个转型经济体中嵌入气候变化适应工作?

许:发挥公共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探索通过市场机制发行巨灾债券等创新型融资手段,还要支持农业、林业等领域开发保险产品和开展相关保险业务,开展和促进“气象指数保险”产品的试点和推广工作等,都是解决气候变化适应资金的措施。

中国国内农业气象保险一直没能很好地做起来,因为操作复杂,盈利空间小,政府也不可能全部负担。从适应气候变化的角度看农业气象保险的问题,它的含义就不一样了。农业灾害越来越多,为了保证粮食安全就必须要做这些事。

至于怎样落实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参与适应行动?国家要先投资一部分作为方向性的引导资金。具体来说,可以列适应的优先事项清单,不管是国际资金还是民间资金,在清单所列的范围内投资,就给税收优惠,比如说投资西北的生态建设,或者解决城市内涝的工程建设等,引导投资的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