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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子气候机制(二)

在罗伯特·恩格尔曼文章的第二部分,他对自己所提出的解决全球变暖的大胆提议进行了解读。他认为,这个提议迟早有一天会得到全世界的认可并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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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消除由人类所导致的气候变化就需要提出一个框架。这里,请容我对这个框架的要素进行简单的描述。我相信,这一框架最终会得到全世界的认可并付诸实施,这可不全是玩笑话。 (阅读本文第一部分,请点击此处

在这一框架中,对任何国家或者个人将不设排放限额。大家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排放。但是,大家必须承认排放势必会带来经济影响。全球排放目标将以“二氧化碳当量”(CO2e)为单位。二氧化碳当量是指以二氧化碳作为衡量排放的标准单位,将不同温室气体的升温能力标准化。

这一排放目标将按照事先达成一致的计划逐渐降低,以推动整个世界的排放轨迹朝着可以忽略人类对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的方向发展。各国将同意为每吨二氧化碳当量设定全球统一的价格,从而为全球排放量接近甚至低于全球年排放限额提供经济激励。付款金额将以国家为单位列出,但是是按照每个国家的人均排放量来计算的。理想状况下,个人和国家最终也将为其从大气中回收的温室气体以及有效贮存的温室气体而获得信用,但与此相关的理念还需要将来进行科学论证。与燃烧化石燃料和生产水泥无关的二氧化碳排放也是一个问题,通常这类排放与乱砍滥伐和其它土地用途的改变有关。然而,我们监测所有“积极”与“消极”的温室气体排放的能力与决心无疑会与日俱增。

通过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层层选拔出来的一支国际专家团队将采用目前最佳的研究方法和数据建立出温室气体排放水平逐渐降低的轨迹,从而实现在本世纪末大气稳定度不受人为因素干扰的目的。(“大气稳定度不受人为因素的干扰”是指,各种气体在大气中的浓度会出现自然波动,但并没有受人类的影响产生明显的变化。)

用全球总排放除以全球人口就得到全球人均排放。如果某一年,全球人口增长,这一数字就会减少,而人口下降,这一数字就会增加。而我们希望,人口下降的这种情况会在本世纪末出现。之后,将这个全球平均人均排放——姑且让我们称其为“全球平均气候可持续人均排放”或者是GASPE吧,因为实在找不到更好的词了——与各国的人均排放进行比较。用上一年的全国排放除以同年的全国人口就得到该国的人均排放。全国平均人均排放超出或低于每年GASPE将决定各国是向全球气候变化减缓基金会支付还是收取人均费用。而一国的支付总额则等于人均费用再乘以人口数。

各国可以通过私人捐款或公共捐助相结合的方式支付。试行期或缓冲期之后,此类支付将成为国际法规定的国家义务。低于排放标准的国家,除非其他机构获得提款授权,否则该国政府有权从基金会提取款项。所提款项的使用必须秉承透明原则,并且必须用于低碳能源发展、健康及教育等所有国家同意的用途,或者是返还给本国公民。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会将所提款项用于社会福利建设、推动经济增长等方面。而这在最大程度上有助于维持贫困国的低排放状态,从而尽可能地保护了他们的收入来源。同时,根据《京都议定书》清洁发展机制规定,允许进行非经济目的的双边二氧化碳当量交易,但是,此类交易必须经过严格审查。随着阻止气候变化的需求日益紧迫,以及人们对于该体系的认可,每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排放价格将逐渐上涨。但是,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最终,国际转移支付的水平将会下降,贫富差距将会缩小,各种降低人均温室气体排放的技术也会获得推广。最好到那个时候,全球排放能够忽略不计,排放额转让体系也能够功成身退。

这一体系具有简单统一的特点。它着眼的是个人,而不是抽象的国家或特定的经济部门。这样一来,各国的“减排承诺”、排放“基准年”、各行各业的减排目标、以及清洁发展机制等概念便都不再有意义。促使一些高排放产业向那些不在乎排放的国家转移的因素也同样不复存在了,因为排放储蓄在所有国家都具有相同的价值。不论是对富裕国家还是对贫困国家而言,这都是最公平、最实用的减排方法,不仅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提高,还能够缩小贫富和收入的差距。所有国家,不论他们目前的人均排放有多高,也不管他们过往的排放历史怎样,促使他们降低人均温室气体排放的激励机制都是一样的。没有人强迫他们这么做。超量排放国有权继续超量排放。但是,这么做,他们就必须将大量的财富拱手让给低排放国。

而在实际推动这一机制的过程中也促进了新的思路和新的全球合作、扶贫和环境恢复机构的发展。这一机制在各国国内和(可进行精确量化的)社会团体层面上进行复制后,同样能够在这些范围内推动公平的发展,并且能够进一步降低排放。我们随时可以在自愿的基础上启动这一机制,在国际范围内确立公众对其的认识。初期,我们可以完全从信息或教育的层面入手,不附带任何财政义务。机制可以由多家NGO组织共同管理。第二阶段就可以开始适度地开展一些资金划拨。但是依然是以自愿为原则,甚至是在私人或慈善的基础上开展这些工作。随着气候变化的发展和不断恶化,早期的这些工作不仅为政府,或者是各方的参与做好了准备,也为招募大量资金打下基础。此类体系需要具有足够的透明度,而这恰恰推动了民主经济手段和社会公平公正的发展。而数据在采集和验证过程中的精确要求更极大地推动了教育的蓬勃发展,并为各国年轻人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一开始,每吨二氧化碳当量的价值可以定得很低。这样,就可以让大家明白这个系统是如何在不过度打击超量排放国的同时发挥作用的。各国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自由对国内的温室气体排放进行限制。如果他们能够花得起钱的话,他们甚至可以根本不限制排放。而金钱这一手段可以通过国家的经济自利机制在世界其它地方发挥限制排放的作用。

此外,我们没有必要等到万事俱备之时再让这个体系独领风骚,甚至是将其作为减排的主要利器。我们可以在呼吁各国做出减排承诺,并兑现承诺这种传统做法的同时,将其作为“影子体系”,一个没有约束力的示范体系,直到各国民众都认识到人均排放交易机制能够担起降低全球排放重任的那天。当人均排放交易手段最终成为一个具有约束力的体系时,其它一些减排措施同样有助于其发挥更大的作用,并且能够减少资金的转移。在这一体系确立之前进行减排对于各方而言是有利的,而不是有害的。即便这个“影子体系”不知何时才能实施,它的存在依然能够促使所有国家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因为它的实施将是众望所归。而对于这个问题,人们又该开始新的争论了。

显然,在如今的政治环境下,这个理念的可行性很低。但是,我们还是有必要对其进行探讨、论证,并尽快建立一个能够由国际社会组织共同管理并为其所推崇的“影子气候机制”。世界观察研究所和本人时刻准备着与其他各界同仁共同合作,在国际社会中推广这一理念。

罗伯特·恩格尔曼,世界观察研究所主席。该研究所位于华盛顿特区,专注于全球环境研究。 

翻译:东峻

主页图片来自:Oxfam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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