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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柬合资万谷湖项目之戒(二)

在柬埔寨这样法治尚不完善的国家,中国投资者应警惕地方性的潜在规则,廖若针对万谷湖事件的后续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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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由于觉得事关“拆迁”影响恶劣,今年1月万谷湖居民代表请愿中国大使馆后,中国的《环球时报》即刊登了中国驻柬大使馆商务参赞金远接受采访的报道,帮中资企业作了“免责声明”:拆迁项目由苏卡科公司全权负责,拆迁完成后鄂尔多斯鸿骏才会进入。此外,补偿谈判由金边市政府特设了专门机构负责,不涉及任何公司。

诚然, 按照合约,中方或许对拆迁没有法律责任。但作为合资公司50%的股东和建设项目的全资出资方,中方是否对数千生活受到重大影响的居民负有社会责任?

上述报道亦指,“尽管湖区居民的住宅基本是违章建筑,但开发公司还是给予补偿,并到离金边约20公里的地方建房安置。”言下之意,居民的要求“不合法”,而开发商已经额外照顾,故居民没有理由再来叨扰中方。

但在柬埔寨这样法治尚不完善的国家,法律和公义并不那么重合。要当一个好的投资者,除了遵守东道国法律,更需设身处地,理解当地人的现实。

万谷湖原为自然湖,并非居住区。红色高棉结束后的上世纪80年代,柬埔寨人重新从周边省份迁回金边,万谷湖畔才开始有人安家。经历长期战乱之后,柬埔寨到2001年才新修土地法,对居民的土地权利作出了规定:只要能够证明2001年前的五年都在一个地方居住,该家庭就拥有该土地所有权。

万谷湖畔的大部分居民都符合这一条件。但柬埔寨政府的土地权认证工作进展缓慢,居民们的土地权至今未受承认。2007年2月金边市政府宣布了与苏卡科公司签订的租约后,居民们就开始担心自己有一天会被强行驱逐。果然,2008年8月,金边市政府打破此前不会迁走居民的诺言,开始向居民们施压。噩梦从此开始。

确如以上《环球时报》报道所言,开发商提供了补偿条件。居民有三种选择:一是每户8500美元的现金补偿,二是距离金边市区20几公里的一处新住宅外加500美元搬迁费,三是搬到另一个临时安置点,五年后再回迁。

补偿标准看似优厚,实则不然。万谷湖周边地段地价已升至每平方米3000美元,若按每户原先占地50平方米算,市价可达15万美元。8500美元补偿金远非等价交换。

他们中多数人只能到市郊“花6000美元左右买块地,然后再加上自己的积蓄大概三四千美元,盖一个房子。” 金边本地非政府组织“住房权益行动组”(Housing Rights Task Force)秘书长Sia Phearum告诉记者。他们不能在市区买地,一是因为市区贵,二是因为即使能在市区买到一小块地,也很可能马上要面临再被拆迁的命运,Phearum说。

与中国的情况不同,金边没有像中国城市那样遍地开花的商业房地产,这样的房地产开发也往往不是面向普通人。普通百姓要住房,往往是“买”一块地来自己盖。但这种“买”只是找村长或乡长开一张交易证明,缺乏法律效力。一旦政府要征地,这张纸无法证明住户的土地所有权。为什么不去办有法律效力的土地证呢?因为这可能要花上1500美元,打点有关部门。一个普通工人一年都不一定能挣到这么多钱。

第二个选项也好不到哪里去。记者曾于2010年初到访开发商提供的这个新住宅区,平房连排而建,只是一个个结构简单的大开间,没有厨房,厕所也不在房内。自来水、输电线路等设施均不完善。

最关键的是,这个地方离市区太远了。在这个发展程度还相当低的国家,出了市区就意味着回到农业社会,告别水电等现代化基础设施。这还不算什么,搬到郊外住更意味着失去生计。Phearum告诉记者,搬到新住宅区的居民中起码有60%又重新回到市区租房子住。

搬到这里后,妇女们不能像住万谷湖时那样在家门口摆摆小摊,因为这里的居民稀少,消费力低。男人们从事摩托车载客(一份普遍的职业)也成了问题,因为得多花来回50公里的油钱才能到市区去揽客,成本骤增。附近没有学校,一些孩子只能辍学。一位上中学的男孩告诉记者,由于搬迁,他辍学了一年,直到最近一家NGO捐给了他一辆自行车,才能到20里公里外的学校复学。

第三个“五年后回迁”的方案更没有人选。开发商承诺返还给居民的是高层住房里的公寓,这对需要在门口摆摊维持生计的居民来说意味着失业。况且,人们对于开发商会在五年后履约缺乏信心。

正因如此,剩余的近千户居民坚决不接受原来的三个补偿方案,要求在万谷湖地区划出土地,自己来建房。开发商纵然可以对外宣称居民都是“违章建筑”,且已有补偿方案,但实情却是,居民们陷入绝境。

涉及近万人拆迁的万谷湖项目,何以先后吸引来两三家中资企业,而中资企业又何以对当地诉求充耳不闻?这或许与柬方合作方是一个“狠角色”有关。

万谷湖开发商苏卡科公司,其董事长刘明勤是柬埔寨执政党人民党的华裔参议员、洪森首相特别顾问。洪森访华时总有他的陪伴。2009年国庆60周年时他也应邀前往北京观礼。他的身影,在历年来多个大型中柬合资项目中频频出现。

2004年3月,刘明勤为董事长的柬埔寨王国国际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CIIDG)与中国河南金渠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成立金渠矿业有限公司,在柬埔寨开采金矿。2004年11月,刘明勤向中国南车集团购买了柬埔寨从中国进口的第一辆火车机车。2008年2月,由江苏红豆集团等四家国内企业合资在柬埔寨西哈努克港投资建设的经济特区,合资方又是CIIDG。

此外,据英国NGO“全球见证”(Global Witness)调查,刘明勤还在一家与海南五指山集团有限公司合资的林业企业、两家从名称上看很有可能是中柬合资的企业(“Petrol Camchin”和“Sino Hydropower”)中担任董事。

可见,刘明勤在柬埔寨各重要资源部门均有“门路”。据“全球见证”统计,刘明勤及其妻子杨丹葡所有的企业Pheapime获得了133万公顷森林的伐木许可证,这相当于柬埔寨土地总面积的7.4%。另据“维基解密”(Wikileaks)网站透露的美国驻柬使馆电文,Pheapimex公司近来已经拿到了31.5万公顷的土地使用权,用作种植园和采矿等。

有这样一位地位显赫的柬埔寨合作伙伴,或许是许多中国投资者重要的“定心丸”。但高“政治红利”伴随着高政治风险。今年9月11日,柬埔寨主要反对党桑兰西党(Sam Rainsy Party)发表声明,公开指责刘明勤名下的苏卡科公司是“高棉人民的敌人”,并“警告全世界所有合法公司和组织不要以任何形式与苏卡科公司产生关系”,包括持股、合资、借贷、担保、采购其产品和服务,或对其销售产品和服务,以及任何形式的合作。虽然执政党人民党势力仍然很强,桑兰西党在可预见的未来难以由野入朝,但如此强硬的措辞,其代表的民意基础,不能不引起中方的重视。

廖若,北京记者

主页图片来自:I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