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德·格林（以下简称“格”）: 在您的《让世界回归野性—来自环保革命领域的报道》一书中，您提出“回归野性”这一概念。就意味着，在保护区的设计、保护及重建过程中，现在采取的主要方式应该是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展开生态恢复及保护工作。您曾提到，在这项工作中，核心区域、食肉动物、连接走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为什么是这三个呢？
卡罗琳·弗雷泽（以下简称“弗”）：实际上，提出这一概念的是一位生物学家，迈克尔·苏莱。他竭力想要让这些理念深入人心。能够找到“回归野性”这样的词语，他真的是太有想象力了。通过 核心区域、连接走廊、以及食肉动物这一“回归野性”的三元模式，他试图创造一个既上口、又好记的词语。但是同时，这句话也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在过去的25到30年里，生物学家们发现，19世纪以来设立的很多自然保护区的面积都不足以保护生存在其范围内的野生动植物。出于各种原因，我们需要扩建保护区，这基本上就是“核心区域”的定义。我们需要建立大面积的核心区域，即大面积的保护区域，以及能够连接这些区域的走廊。
看看北美的地图，以及地图上所标注的黄石公园等保护区，你就会发现，这些保护区与大片的土地及广袤的地势相比，是那么渺小，它们之间相隔得是多么的遥远。它们就像是一座座小小的“孤岛”，彼此间毫无联系，长此以往，这对生物多样性以及物种的保护都是不利的。
第三个要件就是各种食肉动物。这是人们在所谓的“关键物种”中又增加的一类，其中就包括海狸等动物。它们在生态系统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科研人员发现，如果生态系统中失去了这些物种的话，整个系统就会崩溃，而且会发生一些诡异的事情。
他们通过扩大保护区面积，使保护区间相互连接起来，并指导群众如何以更加可持续的方式与食肉动物及关键物种共存等手段，来努力实现使保护区重新焕发生机的目标。
格：保护区的面积已经从60年代的仅占地球表面的3%上升到今天的12%。看起来似乎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然而，您却认为，这其中许多都不过是纸上文章而已。那么您如何判断一个自然公园是否真实存在？
弗：我曾经去过非洲和亚洲的很多自然公园。判断一个自然公园是否是虚构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你亲自驱车前往，看那里是否有人，是否有公园的工作人员，是否有人收取门票，是否有人站岗。
此外，你还可以通过观察自然保护区的资源配置来进行判断。许多发展中国家没有资金用于自然公园的建设。因此，许多自然公园中几乎没有野生动植物的踪影。这些国家或许为自然保护区建立了相应的体系，然而却没有办法保护它们。海洋保护区尤其是如此。前些日子我曾看到，菲律宾目前拥有400个海洋保护区，然而其中仅有10%的保护区实现了预先制定的保护目标。
很多这些保护区并没有切实的管理架构，也没有人就野生动植物的管理和保护提出最佳的解决方案。在过去的40年里，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以书面的形式圈出了大量的土地。但是，如今，我们必须找到保护这些保护区的方法。
格：您曾说，回归野性计划的首要项目就是黄石-育空保护项目（Y2Y）。该项目的目标是通过建立一个单一的野生动植物走廊将各个孤立的保护区、国家森林以及大片人迹罕至的地区连接起来，从而为狼、熊、以及其它物种创建一个生存的空间。请问，这个项目为什么具有如此重大的革命意义？
弗：Y2Y项目的主要成功之处就在于它为野生动植物构建了一座座桥梁和通道。这一理念其实并非该项目原创。野生动植物走廊已经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存在了几十年了。Y2Y项目独具创新的地方就在于将它们引入了北美洲，尤其是加拿大和美国，使他们第一次以全局的观念来看待这片大陆，而这就是其独具革命性的地方。
此前，每个人都只关心他们自己眼前的那一小片土地—他们自己不大的自然公园或保护区，或者只关心他们自己的团体。然而，在这一项目中，人们却抱着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态度来审视这个上至加拿大，下至美国，贯穿整个落基山脉的野生动植物走廊。他们开始审视一些重要的问题：例如，为了使这些地区能够让野生动植物自由穿行和繁衍，我们需要采取哪些措施？对环保主义者而言，能够从全局、从整个地貌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是具有革命意义的。同时，从北美洲环境保护规划的角度而言，也具有深远的影响。
格：在过去的几年里，那些建立在冲突国之间、作为冲突缓冲带的跨国公园及和平公园在数目上有了很大的增长。2005年几乎达到了200个。那么，在开展跨国界或者边界间自然保护、甚至是野性回归工作时，会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
弗：目前，很多保护工作都是由Y2Y这样的团体负责或实施的。这些团体都属于非政府组织。这样虽然很好，但是问题是，他们缺乏足够的资金。资金一般来自于私人组织、而不是政府。我认为，我们需要开始将我们的工作重点转移，让政府参与这些项目的规划、实施、并且提供资金支持。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不仅这些项目分配不到多少资金，同时，其规划也会缺乏必要的协调性。
对于跨国公园及和平公园而言，这是 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 因为这些公园的规划是政府层面的。然而同样，很多情况下，我们没有足够的资金来促成这些事的开展。例如，南非刚刚启动了一些非常重大的项目。然而，发展中国家对于缺乏来自于发达国家的资助的现实却越来越没耐心。在诸如流域及淡水保护和生产等事务上，和平公园以及跨界公园将发挥重要作用，因为这对多数大陆的几乎每个国家都会造成影响。跨界河流、跨界湿地、以及跨境公园为各国提供了一个携手保护他们水资源的机会。
格：您认为，官方组织的、采取自上而下方式的大规模保护项目通常以失败告终的原因是因为这些项目没能调动当地群体的积极性。那么，怎样才能让各个群体在野性回归工作中发挥带头作用？
弗：九十年代初，在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的推动下，很多项目迅速得以实施。然而，一些环保机构的设置常常不够完善，没有有效地调动当地群众。他们有时仅简单地将大笔资金划拨给那些并不具备处理能力的人，因此导致资金的分配不均，在群体中引发了各种问题。现在，我认为，他们已经懂得在项目的设计过程中如何调动当地群众。这是关系项目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
而这其中有很多工作就涉及到联合国所说的“能力建设”。在一个群体中必须有人就如何设计和运营这些项目接受过相应的培训和教育。
纳米比亚将环保纳入宪法就是一个新颖而卓有成效的例子。而这种做法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纳米比亚开展了一些非常成功的保护项目。这些项目由乡镇或群众团体自己负责运营，并从中获益。这就意味着，群众完全投身于这些项目中。他们可以通过出售狩猎许可证或通过建设及运营生态旅游度假屋来获取收益。而那些将大部分所有权赋予当地群体的项目似乎其成效也最为显著。
格：在您的书中，您提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景观或生态系统恢复的意义是什么，以及在恢复之后如何进行保持的问题等。
弗：如何对自己的努力方向作出判断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很显然，我们设定的目标不能有太大的野心。此外，关于一些对在北美洲开展更新世野生动物复兴计划感兴趣的生物学家，我也稍稍地谈一谈我的看法。人类当初跨过大陆桥从西伯利亚来到了这片土地上，而人类的到来导致许多当地物种的灭绝，如长毛象等。这些生物学家所探讨的理念就是要将这些一万年前就已经消失的物种重新带回到这片土地上。甚至有计划要从非洲引入大象、猎豹或狮子来替代那些已经在这片土地上消失的物种，并且重建美洲的草原生态系统。这些计划非常新颖。然而，我认为，这些想法即便是没有引起人们的愤怒，却也让很多人感到非常难以接受。
生态恢复学者的观点要远比这种想法实际的多。关键是，在考虑问题时，要从生态恢复项目如何才能与一个更大的生态系统相契合，以及随着时间的流逝，有多少资源可以加以利用的角度入手。如果不考虑这些问题，你就会发现，就像华盛顿州在处理华盛顿湖的恢复问题上一样，一些问题如果不加以解决，就会衍生出其它一些环境问题。我们在开展这些项目时，必须从大处、长远处出发考虑问题。
贾德·格林：美国风景园林设计师协会网站内容及战略经理。
此访谈最初由美国景观建筑师学会发表。本站经授权予以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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