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这位杰出的中国经济学家因为激进的经济改革方式而闻名，更近一些，他又提出了同样著名的气候变化政治经济学。最近他访问了英国，在接受中外对话采访时说自己潜心研究中国过去的经验（包括毛主席那些似乎有些过时的理念），来帮助勾画未来的政策。
“我想弄明白为什么毛泽东的第一个时期，即1949年到1956年能成为一个黄金时期，”胡鞍钢说，“为什么这个成功为之后的失败埋下隐患，为什么毛泽东的失败又成了邓小平的成功之母。我想阐释中国1978年后的第二个黄金时期为什么能持续三十年，如果我们在未来三十年中还想持续目前的增长，现在就必须改变模式，我们不能为过去的范式所束缚。”
在对中国的未来进行展望时，胡鞍钢引用了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邓小平第一次说这句话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对他认为毛泽东错误的政策表示反对。当时这句话没有得到实行，但毛泽东死后开始发挥效用，成功地破除了“两个凡是”对中国的束缚，开始了经济改革。现在胡鞍钢又将邓小平的这句名言提了出来，为的是寻求一场新的改革。
“毛泽东时代是红猫，邓小平时代是黑猫，现在我们需要绿猫，”胡鞍钢说，“我们在不同的时候需要不同颜色的猫。”
在对中国新发展道路的思考中，胡鞍钢从过去的成功和失败中吸取两方面的经验。即使到了今天，他仍然督促学生们阅读毛泽东的著作，就像他在文革中所做的那样。“我认为他的理念高度切合中国的文化和背景，因此督促我的学生们去和毛泽东进行对话。”
胡鞍钢解释说，1956年毛泽东正在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做准备，并想要打破苏联模式，他考虑了如何把中国沿海与内地、工业与农业的需求协调起来。“当时，我们也思考了人口与发展的关系，资源、能源与发展的关系。核心思想就是如何找到一条中国现代化的康庄大道，如何弄清什么样的特质、什么样的理念符合中国的真实情况。”
胡鞍钢也是新绿色经济和采取积极方式减少碳排放的著名倡导者。他认为如果毛泽东和邓小平在世的话，也会同意他的观点。“如果邓小平也对气候变化这个我们今天面临的最大挑战进行思考的话，我认为他也会产生和我类似的观点。我们必须创造一个不仅和平而且绿色的国际环境。”
他认为1978年以来的国际环境对中国的成功至关重要，使中国能够不断缩短与发达国家的距离。现在，中国必须谋求创新，但要获得绿色潜力，胡鞍钢认为中国必须更好地理解利他和利己之间的关系。
“我认为中国过去三十年中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因于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迅速成为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如今，和加入世贸（WTO）相当的行动就是减少碳排放的国际努力。如果中国能加入进来，五到十年就会见到成效。”胡鞍钢说。
胡鞍钢认为如今绿色革命已经引起了中国的注意。“私营部门的老总们对新的绿色市场机遇非常感兴趣，包括绿色能源、绿色建筑等等。”他解释说：“这是一个新的绿色游戏，如果不能改变自己的颜色，你就会输得很惨。如果中国的人均GDP达到3000到4000美元（20000到27000元），就会刺激绿色需求和绿色消费的增长，当中国摆脱贫困、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绿色消费的需求。”
胡鞍钢认为在减碳中发挥积极作用符合中国的利益。他指出，尽管中国的人均收入和排放都低于西方国家，但整体效果同样重要：“中国的迅速增长产生了两方面的重要影响：一方面对全球增长、贸易和减贫都作出积极贡献，而且非常成功；另一方面，也产生了强烈的负外部性效应。中国作为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必须负起全球性的责任，减少负面影响。”
哥本哈根会议后，中国面临着尖锐的国际批评，而胡鞍钢早就预见到这一点。“中国正站在十字路口：要么与发达和发展中国都展开积极的合作，要么受到两边的腹背攻击。我早就提出这个警告。你知道，哥本哈根会议后的情况正是如此。”尽管存在国际批评，但胡鞍钢认为中国领导人正在认真审视国内的挑战。“我认为下一个五年计划将把绿色发展作为基本原则，如果中国能够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将作出全球性的贡献。”
他认为中国国内外行动之间的差异可以用中国外交政策中的“信息不对称”来解释，而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是相对封闭的，很难说服那些决策者彻底地考虑气候和环境问题的重要性：“1978年以来，关于经济政策的讨论已经越来越透明，越来越多的专家加入进来。但外交政策仍然相对封闭，没有专家的加入，还处于暗箱操作状态。”
胡鞍钢强调了可靠的数据对他研究的重要性。“中国的GDP之类的数据是权威而且可靠的，但我们三四年前只是统计了能源消费的确切数据，当时中国制定能源强度降低20%的目标。下一步要在能源统计的基础上进行碳排放的统计。”
有了能源消费和排放的统计，决策者们就可以计算出不同部门和地区的绿色GDP，以便进行政策选择。胡鞍钢说：“如果我们以山西和广东为例进行比较，会发现山西的能源消费的生态成本很高，因为这里的主要能源是煤炭。而广东的能源需要外购，因此价格高昂，这就使得它更注重能效。2008年，广东的单位GDP能源消耗为0.5715吨，而山西则为2.554吨，这是一个很大的差距，对政策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我们可以利用税收来刺激能效的提高。
“我们必须同时引入限额与交易和碳税收。去年，我们首次对汽油征收碳税，结果非常成功。中国的汽车数量增加了40%，但汽油消费量只增加了几个百分点，柴油消费量更是下降。与此同时，北京还对公共交通进行补贴，并提高停车费用，因此人们买了车但开的少了。”
胡鞍钢认为最有效的税收杠杆还是对化石燃料发电征收高达17%的增值税，而对清洁能源的则是零征税，这样可以扩大可再生能源的正外部性并处罚产生大量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等形式的负外部性的发电厂。
除了税收，胡鞍钢还期望中国能在五年内建立起世界上最大的国内碳市场。他说：“林业部门是最大的减碳者，而电力部门则是最大的排放者。怎样才能让这两家做成交易呢？国内碳市场的潜力巨大，我们应该把市场作为一个推动力，强烈激励企业家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清洁煤炭技术。
“这是一个政府加市场的两手推动策略。我们希望中国能够成为绿色创新者，同时作为一个低成本的制造国，迅速成为一个出口国。比如，从1995年到2000年，我们是一个手机纯进口国，但现在我们是最大出口国。”
中国必须鼓励本土的绿色技术，但不应该用这个政策来排斥外国企业。胡鞍钢说：“跨国公司过去在技术转移中发挥了显著作用，因此中国才能迅速成为一个出口和制造大国。我们必须保持政策的开放，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鼓励建立在中国真实国情基础上的国内创新和知识创新。”
无论国内外企业，要保住市场分额，都必须“绿化”。“比如摩托罗拉的CEO告诉我他们在中国国内市场的份额下降，因此必须给予中国消费者更明智、绿色和安全的技术来保住它。”
胡鞍钢认为一些外国企业在中国产生了良好的示范效应，尽管要促使公平竞争从这个示范效益中受益是一件更加复杂的事情。
“坦白地说，有时会产生一些知识产权方面的问题，”胡鞍钢坦率地承认。“但有时本地的竞争者在创新方面非常厉害。比如百度有超过两千名工程师和科学家在做研究，而谷歌只有几百人，因此在本地市场的竞争中它是不行的。诺基亚拥有巨大的研发中心，不仅在北京，在各地区都有，因为中国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文化和需求。外国企业必须适应市场才行。”
胡鞍钢坚信即将开始的十二五计划将把中国引向一条新的绿色道路。他把自己在2007年出版的《中国2020》看作一份蓝图，其中描绘的中国未来社会将注重健康和终身教育以及能源短缺等限制。
对于中央政策和地方执行间的错位问题，胡鞍钢同样乐观。他认为中国以我行我素闻名的地方政府越来越遵守全国目标，原来令人忧虑的中央政策和地方执行间的错位现象正在减少。北京南京等地的官员们为了实现国家规划，制定了他们自己的指标，根据胡鞍钢的研究，地方和国家发展指标的重合率从九五计划的不到70%提高到十一五规划的85%。
“这就能让地方政府同时实现国家和本地目标，”胡鞍钢说。“这就是中国特色——两手抓，两条腿走路。这也揭示了为什么中国在加速发展的同时还能保持稳定。”
伊莎贝尔·希尔顿，“中外对话”主编。
胡鞍钢：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省部级官员传阅的参考资料《国情报告》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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