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最终都串味走样成截然不同的东西，这是关于气候变化的公众讨论和政治谈判不变的特征之一。政治观点化装成科学理念；道德议论变成了经济看法。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的法律差异被降低为关于变暖的小数点后“确切”数字的纠缠，以及关于气候变化成本的数字争议。我们对彼此的不真诚，会让科学和公众讨论双双受害。
自从1980年代末成为著名的公共政策问题以来， 人为气候变化已经发展成一个带有惊人意识形态色彩的理念。但是，直到如今，仍然有太多的人把气候变化当作一个纯环境问题来讨论，但它绝不是如此简单的一个现象。气候变化并不像河流的汞污染，也不像建筑中的石棉，甚至不像消耗臭氧层物质。这些相对“老实”的问题的解决方法也相对直接。比如从1987年开始开放签字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成功地限制并禁止了消耗臭氧层物质的使用。
气候变化并不是这么回事。这个问题比较“邪恶”，它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轮廓，也没有现成的样板可以参考。人们提出的各种解决方案深陷在社会、经济和政治因果错杂的迷宫之中，很可能带来更加不可预知和不受欢迎的边际效应。因此，一些人感到失望，并提出我们必须摆脱这个难题，也是不足为奇的。他们指出，向大气层注入悬浮微粒可以让我们直接控制地球温度，不用再去管那些麻烦的纠结和这个社会惯性。
但气候变化早就不是依靠对地球的大气构成和能量平衡施加人力影响所能解决的物理问题。它的社会意义和物理意义一样重大。关于气候变化的原因、结果和解决办法的议论，其棘手程度绝对不下于我们这个时代最尖锐的社会、道德和政治问题，比如：富裕世界里长期存在的贫困；国家和公民间天赋的契约；科学知识的文化权威；以及技术在社会产品传输中的作用。气候变化已经成为想象中人类生活和文明未来的一种隐喻。
对于气候变化概念的不同理解在印度的应对中体现得非常清楚。对该国的很多人来说，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做好财政上的准备，应对发达国家通过气候引起的环境破坏，以及如何利用气候变化促进该国5亿绝对贫困人口的发展。这个气候变化的框架与许多西方盛行的理念大不相同，体现了一套截然不同的国际和国内政策体系。气候变化与其说是把气温上升控制在2摄氏度以下、如何保护北极熊或者如何避免隐喻的引爆点，不如说是如何确保能有千万亿美元资金用于基本的人类福祉。
那么，关于气候变化的观点被赋予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和利益也就不足为奇了。从市场为基础的机制和技术驱动的创新，到着眼于公平的行动和低消费地区主义的生活方式，每一种应对手段都带有意识形态色彩。因此，如果把如此强烈的（或者说合理的）观点极端化为对科学的“信仰”或者“怀疑”，实在是天真得可笑。
具体要“信仰”什么呢？是信仰人类对气候变化明显的作用吗？没错儿，科学在这个问题上有很权威的看法。还是信仰未来变化的可能结果要求必须有一个紧急应对政策方案？在这个问题上科学论据只能为必需的推论提供一条线索。抑或信仰这样一个紧急应对政策方案必须通过京都议定书那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目标和时间表方式达成？在这一点上，科学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权。
另一方面，所谓的“怀疑论者”具体的观点是什么？难道是怀疑环境科学家、产业界和中央政府联合起来编造证据？这实在站不住脚。还是怀疑建立在科学知识基础上的未来预测往往有些夸大，并且忽视了不确定性？后半句是一个重要的警告，所有人都必须留心。
问题在于现在的趋势，即把如此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为一个非此即彼的石蕊检测，看一个人是否相信对气候变化因果的科学论断。这样一来，世界被截然分成好人和坏人，相信者和否认者。但是，气候变化需要我们进行远为复杂周到的应对。
我们不能把气候变化简单化为科学是否被确认（环境科学的预测极少得到确认），而是必须提供智力、教育、道德和政治空间，以便我们相互毫无顾忌地讨论解决气候变化需要的一切。这包括对全球贫困的态度、国家在改变人们行为方式中的作用、注重知识还是注重不确定性之间的对立、人类安全的意义以及技术性创新的价值。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将决定我们采取何种方式应对气候变化。
这些事情没有一件是新出现的。五十年前，英国小说家兼物理学家查尔斯·斯诺宣称只有不断进步的科学技术才是保证人类福祉的唯一可靠途径，从那时开始，它们就一直存在了。
但气候变化的理念（它让我们看到目前的发展轨迹在整体上也许并不像我们期望的那样美好）要求我们重新审视这些麻烦的问题。我们的审视必须明确而诚实，我们必须尊重处于不同立场的人们在公共空间出现时所表现出的复杂意识形态和道德立场。实际上，我们必须必须进行坦诚的交流，避免用那些“巧妙”的手段把这种交流再次变成是否相信科学论断的简单判断。
对于气候变化反应中的不同观点，无论科学家还是政治家，都不应该给对方贴上“否定论者”或“地平说者”之类的标签。科学家必须学会尊重公共听众，更耐心地倾听他们的声音。现在已经没时间让精英们为民主的失望而哀叹。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但我们也只有一个大多数人都选择的政治体系。在必须作出复杂的决断时，政治家们不能把科学当成借口。科学作为一种对客观世界的运行进行系统性分析的关键方式是非常有效的，但它决不能代替政治决断、谈判和妥协。
作者简介：迈克·胡尔姆，东英吉利大学气候变化教授。他的新书《我们为何对气候变化说不：对机遇、不作为和机遇的理解》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文最初发表于英国《皇家艺术学会杂志》（由伦敦的英国皇家艺术学会出版）2010年春季号，本站经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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