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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访谈:欧洲与中国将提振全球气候行动雄心

劳伦斯·图比娅娜与邹骥认为,随着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其他国家别无选择,必须承担更大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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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将迎来气候及能源领域上的新契机。

2017年波恩联合国气候大会开幕在即,各国政府将就2015年《巴黎协定》签署之后的后续行动方案展开磋商。在这个关口,以下几个问题非常关键:我们距实现1.5℃或2℃温控目标要求的减排量还有多远?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将对本届大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此外,欧洲与中国是否已经准备好带领各成员国,共同提高全球气候雄心?

我们采访了两位分别来自欧洲和中国的杰出的前气候谈判专家——欧洲气候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劳伦斯·图比娅娜和能源基金会北京办公室总裁邹骥教授。虽然气候行动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看似仍在不断向前推进,但行动与目标之间尚存在较大差距。

中外对话(以下简称“中”):从全球看,我们距实现地球1.5℃或2℃温控目标所需的减排量还有多远?

劳伦斯·图比娅娜(以下简称“图”):我们必须认识到,当前各国总的自主贡献量并不足以实现全球减排目标。

举例来讲,我们知道到2030年全球排放量将不会达到峰值。当前各国所提出的减排承诺最多只达到了所需减排水平的三分之一到一半左右。因此,全球减排缺口依然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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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您如何评价《巴黎协定》签署以来,欧洲成员国的行动?

:欧洲必须做出更大的努力,尤其是在实现2030年目标的问题上。有迹象表明,欧洲的国家正各自采取更加雄心勃勃的行动。 法国计划到2040年停止销售汽油车和柴油车,并在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些都比整个欧洲层面的行动计划要更进一步。

一些国家已经决定在2022年之前逐步淘汰煤炭(例如意大利), 并在2040年达到零排放。能效方面的投资也至关重要。 瑞典、丹麦、英国、德国等国也在采取类似的措施。

基于此,我认为每个欧洲国家都能拿出比现有的2030年减排承诺更加具有力度的目标。这才是此刻需要做的。

这并不是说我们要修改之前各国的国家自主贡献量,对此还没有达成共识。不过,每个国家都可以采取新的步骤、计划或决策。我看到有积极的迹象表明,欧洲之外的国家也正在这样做。

中: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会对今年的谈判产生怎样的影响?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填补领导力空缺给予了怎样的压力?

:随着美国的退出,每个国家都在观望其他国家的行动,尤其是欧洲和中国的行动,看他们是否愿意承担更多。此事是全世界共同的责任。在欧洲,每个国家都愿意付出更大的努力,我们当然希望中国也能如此。

我们不能否认差距的存在,并且一致认为我们需要取得进展。因此,每个人都承受着压力。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我认为,肩负压力的不单单是中国,这是一个联合行动,压力是共担的。

习近平主席近来多次提到中国在全球领导力中的角色。有积极的迹象表明,中国已经在国家自主贡献量的基础上采取了更多的行动。其煤炭、零排放汽车、绿色金融等政策中都出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内容。

邹骥(以下简称“邹”):《巴黎协定》中明确界定了包括欧盟与中国在内的所有缔约方的责任。这是(推进)气候行动的基础。在我看来,特朗普总统的退出并不会带来任何改变。

为了建立起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联系,发挥好中国的角色,我们需要做的和展现的还有很多。建立起全球气候问题与本国环境问题之间的联系至关重要,尤其是在空气质量问题上。我必须强调,经济转型升级、能源转型、本地空气质量问题与全球气候问题之间是一致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会自信地讲,“这是我们职责所在。”

从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传递的信息来看,2035年将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里程碑。(编者注:在201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部长李干杰郑重承诺:“到2035年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如果光外有承诺而内无动作,那么中国就不能说自己扮演了领导角色。

我们还需要制定实现路径,将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联系起来。目标、政策以及体制安排需要在不同层面加以落实。基于高效增长的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在可持续能源系统转型过程中对长期减排目标的评估和调整,也是这个意思。

中国在技术领域已经有了明确的路线图。但是技术的应用与否取决于利益相关方、融资方、投资方、企业、消费者、地方政府以及中央政府的采纳程度。这就是为什么政策与体制安排对改变行为和动机至关重要。

中:欧洲方面有一些声音认为,欧盟与中国正合力推进《巴黎协定》的落实,加快全球清洁能源转型的步伐。您认为是否存在“中欧气候联盟”?这是一种怎样的联盟?

:贸易现在是,将来也一直会是双方关注的重点,这很正常。清洁技术领域存在国际竞争是好事。

另一方面,可以看到两个市场间的联系开始变得逐渐紧密。中国在清洁技术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除了太阳能电池板,欧盟与中国在电动汽车等制造领域上的合作也更加紧密。

之前中美关系非常引人关注。中欧之间的联盟更侧重于技术,更偏外交,而实质合作不多。中德、中法、中英之间仍需开展大量的双边讨论,从而将气候问题纳入更广泛的讨论之中,比如经济问题的磋商。

我们需要从各层面推进这种讨论。随着美国政府缺席气候问题的讨论,我们需要开展更多的高层对话。

这种对话已经开始。中国已经与欧洲和加拿大一道,邀请世界主要经济体共同成立气候论坛,以填补(美国退出留下的)领导力空缺。世界各国都意识到了合作的政治必要性——这与竞争并不冲突。

:如果我们根据一国国内气候行动评判该国所承担的责任份额的话,中国和欧盟无疑是两大主要的减排力量。中国承担了一个发展中大国所应承担的责任,而欧盟也承担了一个发达经济体集团所肩负的责任。除了多边合作外,我们还应探讨如何从双边层面更好地发挥各自角色。

过去,我们曾认为中美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但是我们不应该忘掉中欧关系也至关重要,不论是从双边层面,还是从全球角度。近年来,中国与欧盟在贸易、投资、技术等领域开展了合作,共同履行《巴黎协定》。

中欧双方成立了联合工作组,并建立了常规合作机制。劳伦斯女士和我都曾直接参与过政府和非政府层面与企业和学术机构的合作。我们都有着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可持续发展和低碳转型,只不过我们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

除此之外,我们也应该思考下未来。我认为双方仍有探索、加深和拓展合作的空间。当然,“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实现此类合作的平台之一。

中:中国的气候领袖角色存在一定复杂性。一方面,中国是世界可再生能源领域的领头羊,并主导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体系之外的南南气候联盟。但另一方面,中国公司在海外不断建立新的燃煤电厂。我们应如何理解中国在全球气候行动中扮演的角色?

:我们的海外投资应坚持绿色和低碳,这是一个基本原则。但也要考虑当地的具体情况,比如东南亚的煤炭资源丰富。我们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做了一些调研。

 

我们的海外投资应坚持绿色和低碳,这是一个基本原则。

 

但问题是,我们能像经合组织国家以及世界银行的指南中规定的那样,停止支持燃煤电厂吗?你能阻止各国建设新的燃煤电厂吗?我的答案是不能。那么结果会怎样呢?如果没有技术和资金的支持,各国建设的将会是高污染、低能效的小型燃煤电厂。

一个解决办法就制定燃煤电厂环保标准。但这也不是最终的解决之道,因为这种方式无法大规模减少碳排放。近年来,这些水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开始考虑水力发电。国际社会应为能源转型提供支持,从而使煤炭的优先级降到最低。

:中国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投资和基础设施意义重大。我们愿与中国联手,使“一带一路”倡议更加绿色、清洁。如何使“一带一路”倡议与绿色发展原则相结合,是一个前景十分广阔的研究领域。至少在学术层面上,我们可以展开思考。

欧洲国家对绿色“一带一路”,以及鼓励各国摆脱煤炭很感兴趣,这也必将成为未来双方合作的领域之一。



本文在访谈基础上编辑整理而成。 翻译:于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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